媒体报道不要"端着"

现在的一些电视新闻报道经常让人感觉有一种"端着"的味道.何谓"端着"?乃端着架子也.这里所说的"端着"倒并不是说某位官员端着架子,而是我们的新闻在报道中帮官员端着架子.     

用词别挤"独木桥"

有次打开电视机,看到一位节目主持人正在向观众讲新闻故事。只见她左一个"然后",右一个"然后",前一个"然后",后一个"然后"。她一句话带一个"然后",五分钟就用了18个"然后"。主持人小姐"然后"得让我心烦,让我怎么也不忍再听下去、看下去了。     

在加拿大看"春晚"

春节前,我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城和儿子团聚.除夕当天,儿子和儿媳妇说要带我去看"春晚",我好奇地问:"看春晚不是在电视里看的吗?怎么还要出去?"我那黄头发的儿媳妇用夹生的汉语说:"我们要去看的不是中国的春晚,而是加拿大的 '中国春晚'."     

在河南文学院讲散文

文学院的朋友一再给我打电话,叫来讲一次。我迟迟不愿来。不是我架子大,是散文不好讲;拿不出一些有用的干货,或者说几条听后就能使的规律,就对不起各位,自己也丢脸。各种文学样式都不好直接讲。作家聚会———常常叫笔会———没一个人一二三四、又演绎又归纳地长篇大论,都是乱     

怎样让"过头话"远离媒体

有人提出怎样才能让"过头话"远离媒体?对这个问题,我想以邓颖超同志一次审稿做法说点看法. 1976年底,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将3篇悼念文章送邓颖超同志审阅.邓颖超同志要求对原稿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改.她指出3篇送审稿中的几个不实之处包括:一、讲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廖仲恺之女廖梦醒的丈夫,引者注)被国民党特务谋杀,事实早已查清,那属意外事故,不是谋杀;二、讲1938年长沙大火,是国民党企图谋害周恩来,事实是国民党对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政策,"谋害"之说是夸大;三、讲在(重庆)红岩村时,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浇水、种菜、浇粪,实际上只是偶尔为之,不是"经常";四、讲周恩来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和毛主席"寸步不离",也起码是不科学,因为当时两人各有各的活动,不可能"寸步不离".(根据<新民晚报>2004年2月26日报道,作者:范敬宜)     

学“华商“不妨先从重拾好传统做起

"学习华商办好两报."这是我从3月18日西安日报社出版的《采编生活》,头版看到的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醒目标题.第一感觉是《西安晚报》《西安日报》社委会真的已"觉悟",要放下"架子"了.     

一篇杂谈引起的"调查"

我为文的生涯中,曾经与"文字狱"擦肩而过.这倒不是我写了什么反动文字,而是我讲了真话,敲到了个别高官的痛处,被度量狭小之人利用. 1985年4月,我写了篇题为<白辛苦>的杂谈,批评了"有位省级负责同志"下乡视察时,"让下边牵着鼻子走","并未了解到实情",被人们称为"白辛苦"."因为早在他下去前,有关人员就打了招呼,下面的同志做了精细的安排:看什么地方,住在哪里,汇报啥内容,谁汇报,甚至走哪条道,都定好了."此文发表在198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今日谈"专栏.这是我的文章头一回上<人民日报>,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讲事实"在广告传播中的作用

已故广告大师奥格威在谈及广告创作心得时,曾将广告要"讲事实"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针对当时的状况,他指出:"只有少数的广告包含有为推销产品所需的足够的事实信息",其原因在于"撰稿人中有一种荒唐的传统看法,说消费者对事实不感兴趣".奥格威站在消费者立场上,认为"消费者不是低能儿,他们是你的妻女.     

大声说出 "我爱你"

"我爱你"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恋人之间一句"我爱你",常常是情感升温的开始.夫妻之间一句"我爱你",往往是爱情保鲜的秘方.游子遥望故乡一句"我爱你",那是绿叶对根的情意.父母对子女说一声"我爱你",那是给孩子注入成长的"维生素",或者是孩子事业成功的"催化剂".然而,子女对父母说一声"我爱你",那又会是什么呢?     

"祛魅"与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

在<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一书中,陶东风先生用两次"祛魅",勾连起1978年新时期以来所有的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祛魅"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又译为"世界的解咒",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陶先生所说的"祛魅"不是恪守韦伯的原始含义,即不是把"祛魅"严格限于宗教权威,而是同时将它扩充、引申和延展到准宗教或非宗教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以一系列包含一排斥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一体化的权威和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