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语病

《长恨歌》不是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诗,他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见《与元九书》)但这仅仅是比较而言。其实诗人对此诗仍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又有“一篇《长恨》有风情”的自评。诗人卒后唐宣宗以诗吊之,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的称     

《诗义会通》“旧评”考论

吴闿生《诗义会通》中的“旧评”篇幅颇大,考其源,70%旧评直接转录自吴汝纶《诗经点勘》,二吴书中旧评的来源又可追溯至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等《诗经》学著作,其在旧评的选取过程中未脱“桐城派风范”。旧评与再评、新评共同建构《诗义会通》的评点系统,展现出吴闿生重“奇”“雄健”“言外之意”等审美倾向。《诗义会通》评点以文学为内核、以经学为衣裳,体现其于民国这一特殊时代的过渡性特征。     

《有所思》与《上邪》“当为一篇”吗?

汉乐府《饶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在历来收集乐府诗的集子里,都是作为两首诗的。可是清人庄祖述在《汉短箫铙歌曲句解》中提出:“《上邪》与《有所思》当为一篇,……叙男女相谓之言。”后来闻一多先生在《乐府诗笺》中,认为“庄说尤为妙悟”,同意“当为一篇”的说法。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也同意此     

优美忧郁与悲凉深沉——《爱之路》与《野草》的艺术比较

1883年12月旅居巴黎郊外的屠格涅夫,缠绵病榻中写下他最后一篇散文诗《我的树》,从而完成了《爱之路》这一曲辉煌的生命与艺术的绝唱。在近半年世纪之后,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以同样的艺术形式,抒发了在人生路上的忧愤和苦闷,这就是鲁迅和他清绝峻丽的散文诗集《野草》。屠格涅夫和鲁迅,这两位真诚的艺术家都以其独特而细致的内省记录了心灵探求的轨迹,但同样的人生忧郁和苦闷却由于他们的时代生活、世界观以及个性气质等方面的迥异而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这就是《爱之路》与《野草》。     

白居易和他的千秋绝调《琵琶行》

以往十二册中学语文课本中,文言文作者按出场顺序白居易曾排为第七,我们在了解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时,还要知道唐诗曾由初唐气象攀至盛唐巅峰后,却停滞不前,接着开始一场改弦易辙,重开新路的“元和新变”,这场新变,以韩孟的奇险,元白的通脱为代表,其中白居易的歌行体长诗在他所在的年代就已配合乐曲广为传唱。正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诗中的许多句子,后来又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被广为运用。白居易,字乐天,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他所生活的年代主要是建中、元和、长庆时期。唐朝在经过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诗情·画意·哲理——论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

这是艾青献给一位女歌手的诗句,不也是艾青自我的真实写照吗?粉碎“四人帮”以后,艾青立即“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以“由衷的高兴”,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歌颂无产阶级战斗旗帜的诗作《红旗》,继后,便以一篇篇激情如火的诗篇“唱出了八亿人民的心”。很快,他为四化进军的中国人民献上了一本新创作的诗集《归来的歌》。《归来的歌》是艾青蘊蓄二十多年之后,对于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充滿动蕩和曲     

白居易《琵琶行》新析

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历来脍炙人口。“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诗不仅中原、西域一带不胫而走,而且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广泛流传,诚如元稹所说的“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毛泽东也是非常喜欢白诗的。他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琵琶行》一诗的天头写下一段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并在诗题上连画三个大圈,     

屈原《招魂》与楚地招魂遗俗

屈原《招魂》 湖南人相信人有灵魂,灵魂离窍是遭灾致病的主因,因此有招生魂的习俗,类乎《楚辞·招魂》内含。 《招魂》是屈原的作品,招的是他自己的生魂而不是招他人的死魂。王逸以来历代许多楚辞学者谓为宋玉之作,谓宋玉在招屈原之魂;也有定为屈原作的,谓屈原在招怀王之魂。招魂之礼,本来既施之于死人,也施之于活人之“失魂落魄”者。古人认为人有“三魂七魄”,如果一魂不守舍则精神恍惚;二魂不守舍则久病缠绵;三魂不守舍则谓之“魂离魄散”,一命呜呼了!所以宋人朱熹在《楚辞集注·招魂》篇中说:“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     

《桧风》《曹风》非民歌管窥

太史公《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千年之后的朱熹却对之提出异议,他在《诗集传》中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朱子论出,继者群起,清崔述、方玉润中流砥柱,而近现代诸《诗经》学家,更是莫不公认《国风》之大部分为民歌无疑。今我们以《桧风》《曹风》为例,逐篇加以讨论,来作为我们对“国风民歌说”的质疑。     

《春江花月夜》诗歌与乐曲的比较赏析

唐代一生只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就是因为《春江花月夜》而“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该诗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也就是因为《春江花月夜》这一曲现代民族管弦乐交响化的开山之作,造就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人们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甚至有人以诗句填人曲谱歌唱,认为它们同声同气、异曲同工。其实由于创作时代背景、作者境界的差异,若能仔细体会,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黄鹤楼三谈》

(一)崔颁的《黄鹤楼》诗问世一千二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称赏。历代诗评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早在唐代,人们就把崔颢与当时颇负盛名的王维并称。如窦(?)(jì,同暨)《述书赋》有注说:“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见《全唐文》卷447)可见崔颢在唐代诗坛上的地位。到了宋代,由于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因此,崔颢和他的《黄鹤楼》诗就更蜚声诗坛了。南宋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又收载了《黄鹤楼》诗,并记述了一个小故事,说是大诗人李白游览黄鹤楼时,本想写     

谈刘琨及其《劝进表》

刘琨是中国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人物,讲晋代文学史通常都要提到他。刘琨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答卢谌》、《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几篇,却历来受到重视,予以很高的评价。《文心雕龙·才略篇》指出:“刘琨雅壮而多风”;钟嵘《诗品》说他:“善为悽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元好问则认为可以追踪建安和曹植、刘桢争胜(见《论诗绝句》)。讲西晋后期到东晋初期一段的政治史,一般也要提到刘琨,因为他在当时复杂而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是个声名很大的人物。但近年来讲晋代的文学和政治却不敢再提他了。据说是因为刘琨除了上边所说的几首诗以外,还写过一篇《劝进表》,这篇东西     

恨不相逢未嫁时——屈原《湘君》《湘夫人》之我见

《湘君》、《湘夫人》(以下简称“二《湘》”)是屈原《九歌》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它们实际上是同一首诗的上下两章。这是一首抒写“巫者”的失恋之歌．同时也是一曲“节妇吟”。以上是笔者对二《湘》长期思考所得出的结论。     

石庞及其《悟语》、《观物篇》——兼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天外谈》条

石庞,安徽太湖人,清康熙年问难得的奇才。他不仅在诗、文、词曲、绘画、雕塑方面有很高造诣,对天文、地理、兵算也作过精深的研究。其《悟语》、《观物篇》二部语录体随感录,奇旬惊人,巧思绝世,是他思想的真实记录。他的文学创作,才情卓越,别具一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天外谈》所收诗文：“纤仄佻巧,堕入魔道”,“小有才而未读书”,是一种偏见,需加辨正。     

从《沧浪诗话·诗评》看严羽的诗歌批评标准

在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占有重要地位.全书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构成.其中《诗辩》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历来研究的重点.《诗评》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诗辩》有关理论观点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补充,论述了历代诗歌之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在《诗评》中,他提出了词理意兴、诗歌之气象等问题,并把“风骨”也作为评诗的重要标准之一.     

说《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将进酒》《秋水》

这是大赛上高唱的一曲“大风歌”!老师高亢的、具有穿透力的男高音,余音绕梁,至今依然回响在耳际。辛弃疾是用典高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几乎全词用典。历来评家对此颇有不同看法。岳珂(岳飞之孙)在《桯史·稼轩论词》中说,他批评《永遇乐》一词“觉用事多”,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这则词话至少说明了:一、稼轩词用典多,是他自己也认识到的“痼疾”;二、稼轩过而能改,“日数十易”,创作态度认真严谨;三、“累月犹未竟”,以辛弃疾这样的度词大师,而“累月”改动不了一字,…     

《观刈麦》、《使至塞上》赏析

苏教版七年级下册选用了白居易的《观刈麦》和王维的《使至塞上》两首非常有名的古诗,下面就和中学生朋友们谈谈在学习这两首诗歌时应该把握的一些要点。《观刈麦》作者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其中以讽喻诗为最有名,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慷慨悲凉《短歌行》

[赏析] 曹操的《短歌行》,一开始即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以至于唐人吴兢误以为这首诗写的仍然是《古诗十九首》的主题:言当及时行乐。直到清代的沈德潜也还在这样闭目胡说。但曹操“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之“忧”,却不是“譬如朝露”的人生,而是功业未建,贤才未附,故他并不是“及时行乐”,而是要像“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那样胸襟宽广,广纳人才;更要像历史上的周公那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从而“早建王业”。吴淇评此诗是,全篇“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 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而风格则“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原本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引《诗》体例考——兼论王先谦三家《诗》辑佚之失

南朝顾野王所撰《玉篇》经唐代孙强、北宋陈彭年等人的重新修订，题为《大广益会玉篇》流传于世。未经修改的《原本玉篇》失传已久，直至清末民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从日本传回国内。二书皆保留有众多《诗经》材料，在引《诗》体例上互有异同。《大广益会玉篇》虽然大量删减《原本玉篇》中的《诗经》经文，但保留了不少注解训释，且二书所据皆以《毛诗》为主以《韩诗》为辅；《原本玉篇》引《诗》皆标明是毛家还是韩家，《大广益会玉篇》则只称为《诗》而不言何家，但可以推断为毛。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疏于辨别二书的引《诗》体例，并将二书混为一谈，通过“非毛即韩”的排除法认定《玉篇》所引之《诗》为韩，出现了一系列辑佚失误。     

刘半农《游香山纪事诗》散评

刘半农不仅是中国新诗理论的构建者，而且是把旧体诗改造成新诗的成功的实践者，《游香山纪事诗》就是他最早的代表作。这首诗不仅体现了刘半农新诗理论上的“写真说”，并在形式上不拘平仄，不叶旧韵，有重大的突破。另外，诗歌写的香山应是江阴的香山，不是北京的香山，只有了解了诗歌描写的对象，才能正确理解诗的内涵。因此，《游香山纪事诗》应作为新格律诗的开篇载入中国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