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央国术馆之二

二、中央国术馆顾问与编审处揭秘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府第174号令》,其大意为其一：兹遵循总理“强国强种”、“我武唯扬”之遗训,倡导全体军、国民以国术强身、国术救国为宗旨,特准予“南京国术研究馆筹备委员会”拟设立之“国立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由国府备案并正式命名为“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由国府直接管辖且令国民政府财政部下拨专款（按每月5000元法币拨发）用于馆内使用。     

旧时山东省国术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为提倡国术,发展国民体育,促进民族健康为宗旨,成立了中央国术研究馆,1928年改称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并令任全国建立国术馆系统,规定由各级行政长官和军阀豪绅兼任正馆长。据193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有25个省设立了省县国术馆,共计约有300多所,     

中央国术馆武术普及教育课程内容、特征及启示

探究中央国术馆武术普及教育课程设置,目的是提炼和汲取历史经验,为我国当代武术普及教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基础上,研究发现,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普及教育课程经历了南京时期分级培训模式下的武术课程设置和国民政府迁移时期短期培训模式下的武术课程设置,在全面抗战前对编订大中小学武术课程标准做出了贡献。中央国术馆武术普及教育课程遵守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体现了传承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主要启示在于,应重视“刚健有为”的武术普及教育观念,以及重视拳种意识以开发中华武术对抗类技术课程。     

旧时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写真（9）

1929年元月7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1877～1950年)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以当局的名义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擂台大赛。国民政府的几位当权者最终碍于张静江的资格与地位，同意以国府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告并全权委托浙江省政府与国民政府直属机构——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共同主办。     

宋代御封武术大家金台先生秘传——降妖拳散手绝招

降妖拳为北宋时期京都民间武术高手金台先生家传绝技。据民国17年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编审处所编辑出版的《国术教范金台拳谱之降妖拳》一书中记载:北宋仁宗时期,有番国国王携五十多人出使京都,造访交流武艺,均被击败。复返带来一猕猴欲再与大宋武士比试,仁宗皇帝见     

青岛武术研究之三青岛第二届国术市考

1932年,青岛第二届国术市考,定于7月9日至10日,仍在平度路新舞台举行。报名者异常踊跃,截止6月20曰,报名者达180人。6月下旬,国术馆筹备工作就绪,分函各机关征求奖品,以备届时奖与优胜者,作为纪念。国术馆拟定《青岛市国术馆比试章程》,考试规则略如其旧,职员聘定与奖品征集,试场设备,较往年无甚差异。     

提倡武术 壮我中华——张之江的武术思想初探

张之江,河北省南皮县人,自幼爱好武术,辛亥革命以后,积极倡导恢复和发展我国武术。他曾于1928年创办中央国术馆,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并兼任中央国术馆体育研究会董事长、重庆青年会露天国术学校名誉校长,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校长等职。著有《恢复民族体育与抗战最后胜利》、《国术教学宣传提纲》等文章及大量有关提倡发展武术的言论。在张之江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先后有24个省、市,300多个县(市)     

旧时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写真（4）

南京中央国术馆在报批前，即原名为“南京中央国术研究(研修)馆”之时的筹备时期(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15日)，就已先行设立了馆属的编审机构——“编纂审定委员会”。这就是此后引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些要员们不满的“三大委员会”(即央馆[筹]所辖“编纂审定委员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联勤事务委员会”)。与此同时，张之江(央馆     

孙存周先生传（二）

中央、江苏两大国术馆成立后,来江南的武术家就更多了。知名太极拳家杨澄甫、田兆麟、郝月如等都曾在江苏国术馆任过教习。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在参加首届国术国考前都曾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国考后朱氏三兄弟皆被中央国术馆录用。当时,国术馆是群雄荟萃之地,经常进行实战切磋,这使许多有名的武术家很不适应。孙存周虽不在国术馆任职,但是经常来馆中代父传艺,因此有机会经常与各派名家交流。无论是馆内的教习或学员,还是馆外的名家高手,     

回忆唐豪先生

唐豪先生是我五十年前的老师。那时,我在南京中央国术馆学习武术,唐先生任国术馆编审处长。 唐先生原名唐范生,江苏武进县人。从小就喜爱武术,曾在上海从师习武,后来到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园大学法律系。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他即受聘来到这里。编审处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编审教材、整理资料、教授学生文化课程,同时还负责主办《国术周刊》等。     

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成立历史背景探析

1928年由张之江创办、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央国术馆”,是近代中国武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近代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央国术馆”的成立打破了中国传统武术封闭、狭隘的教育传承模式,是中国武术历史上划时代的分水岭。在它的成立过程中,社会形势的转变、社会尚武思潮、爱国人士的积极倡导等都对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武术运动的综合创造

强调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对武术有重要的意义，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对武术进行综合创造是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竞技武术应向有利于竞赛、有利于向国际推广和提高观赏性的方向发展。对武术技击特点和民族特点继承的重任，将主要由在民间流传的武术来承担。民间武术的发展应使它更有利于人们的练习和满足人们的喜好。     

创新:现代武术发展的动力源泉

创新通俗的理解就是对旧事物的破除和新事物的创造。武术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创新对于当代武术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本文对武术理念创新、武术思维方式创新、武术技术创新、武术教育创新、武术训练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期使武术在新形势下获得更大的发展。     

我国综合性高校留学生武术教学现状研究

通过对我国综合性高校留学生武术教学现状的调查分析,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武术教学内容应多样化,以传统套路、太极拳剑为主,其他项目放在课外的校内武术协会或武术社团;教师方面为校内和校外专家聘请相结合;创编适合留学生学习的武术双语教材;为鼓励和激发留学生学习武术的热情,武术管理部门与推广部门的合作,创造类似"CCTV汉语大赛"的"CCTV留学生武术大赛";学校应给留学生武术课以学时学分为保证;改善留学生教学基础设施。     

竞技定势向娱乐主导的思维转向——从“武林风”现象看高校武术开展困境的破解之道

《武林风》这档地方卫视栏目,其成功有目共睹。这作为一种现象,值得研究。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理论分析法展开研究。研究思路：透过《武林风》现象分析其成功的原因,进而思考高校武术开展尴尬的根源,并探索高校武术开展困境的破解之道。分析“武林风”现象,发现：大众的“武术情结”是“武林风”成功的思想基础;以娱乐思维为主导是“武林风”成功的关键,进而剖析和思考当前高校武术开展困境的根源是思维问题,即：以竞技武术为内容,以训练模式授课的竞技思维定势问题。因而提出,高校武术开展困境的破解之道：思维转向,即由竞技思维定势转向以娱乐思维为主导,并在武术课的内容、师质改造、竞技武术的定位和武术教育功能的定位方面做了尝试性探讨。     

杭州市拱墅区小学武术社团开展现状研究

武术社团是开展“武术进校园”活动的良好载体。通过文献资料、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杭州市拱墅区小学武术社团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目前该地区共有28所小学,其中已开设武术社团的小学仅7所,未开设武术社团的小学共21所,针对该区普遍存在的武术宣传力度小、专业师资匮乏、场地器材紧缺、领导重视程度不足等现状,建议加大武术宣传力度,普及武术价值;强化普通体育教师的武术技术水平,完善师资队伍;提高武术专业教师的就职比例,保证深度教学的实施;增强校园领导对开展武术社团必要性的认知,促进相关政策的落实;加设专业场地器材的配备,提供基础保障。     

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变化对武术训练和比赛的影响

《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在半个世纪内共进行了八次修改,《武术套路竞技规则》是武术竞技水平的标尺,因此《武术套路竞技规则》的每次修改变化必将影响武术的训练和比赛。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法着重对1996年和2003年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进行对比,并分析规则的变化对武术套路的训练和比赛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应采取的方法和策略。     

山西师范大学武术公体选项课教学现状与分析

以山西师范大学武术公体选项课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该课题进行研究分析。对山西师范大学武术公体选项课人数比例、学生场地器材满意度、学生了解武术的途径、学生兴趣、学生对武术不同项目喜好和武术教师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山西师范大学武术公体选项课开展存在以下不足:1)武术器材较老旧;2)武术教师对学生武术理论知识的传授较少;3)学生对传统武术套路的喜好胜过现代武术套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3点可行意见:1)体育学院做好体育器材新旧更替工作;2)武术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武术理论知识的传授;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授学生些传统武术套路。     

Projecting the ‘Chineseness’: Nationalism,Identity and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Wushu, also known as Kung Fu,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 It also symbolises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pride in their history. Wushu ca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nationalism after China's various defeats at the hands of foreign imperialist power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martial arts film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rtial arts films helped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Chinese. They also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making it a symbol of indigenous virtue and strength. From the late 1960s, influenced by a defensive strain of nationalism, Chinese film-makers began to adopt a new approach to the portrayal of Wushu. Martial arts films were endowed wi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evolved as a uniqu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Several decades later, martial arts films still retain at their core a sense of ‘Chineseness'. From Bruce Lee's Fist of Fury to Donnie Yen's IP Ma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have demonstrated not only the important place of Wushu in Chinese nationalism,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on Chinese cinema.     

传统武术文化在现代武术教学中的渗透与创新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提出了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借助传统武术文化来帮助学生实现身心的和谐良性发展;武术教学可以为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和谐校园的建设增添了一份活力;在现代武术教学中加大对传统武术文化的渗透与创新,具有多重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