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催化剂：康有为“大同之学”的再解读

康有为的“大同之学”代表作为《大同书》.《大同书》成书过程很长,自1887年著《人类公理》,康氏几经修改,至1919年《大同书》单行本出版,前后长达30余年.康有为的“大同之学”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已基本成型,并向学生宣讲,梁启超等一众学生深受影响.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宣传激进革命思想,实受康有为大同学说的感召;受梁启超的激进思想鼓吹,不少青年学子投身革命,实亦是康有为大同宣传的间接影响.所以,无论主观是否愿意,康氏的大同思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虽然康有为一贯主张君宪和保皇,但在那个波谲云诡的乱世,个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他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徒子徒孙,虽然受其思想指引,却挣脱樊篱,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的推动力量.     

康有为大同思想

康有为大同思想有三个渊源：《春秋》的“三世说”、《礼记》以及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大同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大同苦乐观、大同平等观、大同仁爱观。康有为具体设计了大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其大同思想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它批判了剥削制度,具有极大的民主主义启蒙意义,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康有为大同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康有为《大同书》思想实质论析

:戊戌变法后 ,游历欧美的经历 ,使康有为思想发生了变化。《大同书》正是这一时期所撰的著作。康有为向往美国、瑞士式的联邦制 ,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他没有勇气和能力说明怎样才能走到“大同”世界。他的现实目标 ,还是小康即君主立宪制。革命形势不断发展 ,但康有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 ,甚至发表“公开信” ,称“只可立宪 ,不可革命”。因此 ,《大同书》的思想实质仍是立宪保皇 ,反对革命     

论康有为设想的_大同_世界_兼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中所说的     

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比较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这期间,他们试图将社会化大生产与传统大同理想相结合,建设一个人间天堂。康有为和孙中山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他们大同思想的差异,以回顾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最初历程。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他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既保留中国古代儒家学者所设想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又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再是对古代儒家大同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体现了近代中国时代特征的社会理想。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创立和发展的三民主义学说是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生主义是其中最显示阶级特征、最体现时代特色的内容,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第九卷,355页)“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第八卷,324页)他真诚地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幸福的乐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既是他的终极社会理想,又...     

试论康有为信仰陆王心学的原因

一康有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著名代表,但他又十分推崇在哲学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营垒的陆王心学,认为它是十分有用的推行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末第一次向公众披露了康有为信仰陆王心学的真相。他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了《康有为传》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康有为的家世、经历和思想,其中写道:“九江之     

康有为大同理想初探

大同理想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理想,大同世界更是为万千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养分,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描绘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图画。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进行探讨：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核心——“仁爱”;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实质——“平等”以及康有为大同理想的终极——《大同书》及大同世界。     

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

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房德邻一、康有为疑古思想的要点康有为的疑古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中。《新学伪经考》刊行于１８９１年，是康有为在他的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编纂的。这部书共１４章，其主要内容，梁启超概括如下：...     

从《日本书目志》看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在康有为众多著述中,《日本书目志》十五卷是一部体例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著作。说它重要,主要体现在此书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作为康氏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思想。但是,近代史学术界和康有为研究者似乎对它都未予应有重视,至今还没有人对这部洋洋30余万言的书目提要体巨著作过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概述,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日本书目志》(下简称《书目志》)杀青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由康有为弟康广仁主持的上海大同译书局初次刊行于第二年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又向光绪帝上了《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是时正值戊戌变法高潮的“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前夜,因此,此书的撰写与问世,是这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教育的乌托邦--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套，把教育作为通向大同之世的重要手段。他本着教育平等的思想，从教育对象实际出发，设计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机构、教育环境、教育人员、教育内容、激励机制等，表现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这种鸟托邦式的设想，对今天仍然很有启示作用。     

《仁学》版本考

1899年1月2日,梁启超在日本首次发表亡友谭嗣同的遗著《仁学》,在清末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谭嗣同的《仁学》:“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谭嗣同在经学方面虽不及康有为之煊赫而有建树,“而在思想方面,则所著《仁学》,发挥大同之义较康有为精密……谭嗣同思想……其中虽不免有     

略论《大同书》的基本精神及其原则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基主要社会政治思想──大同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全面阐述，它的基本精神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它的基本原则有“天下为公”的公有原则、“人人平等”的人权原则、“去苦求乐”的人道原则，这三大原则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复杂的近代中国产生了复杂的大同思想。《大同书》描绘了美妙无比的理想蓝图，但只是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康氏书学的思想探源和“康体”

康有为哲学对其书学的渗透 康有为的书学与他的哲学思想几乎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1891年,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刻成《新学伪经考》,次年又刻成《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是康有为思想的代表     

从《礼记》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兼论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模式

本文从《礼记》中“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的思想来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通过分析洪秀全、康有为的社会思想来论述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模式。孙中山主张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民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民治),利益是人民所共事(民享)的大同世界。他的一生就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社会而英勇奋斗的。他主张“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深入民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了中华民族革命的不断发展。     

康有为"大同"思想之轨迹与实质探析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中西合璧的《人类公理》到“三世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为“大同”思想。其思想实质是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人民革命，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空想。     

康有为“社会大同思想”的哲学分析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社会大同思想，带有极强极高的哲理化程度。但从根本上说，他的大同思想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大同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唯心主义的“博爱”哲学、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和“公羊三世说”（庸俗进化论在康氏唯心史观中的表现形式）这三个理论支柱不牢固、不科学。     

从《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看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话语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是康有为于1898年6月上书光绪帝,反映其民族国家话语的代表性奏折.该折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关于近代中国政体转型的设计、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设想、以及近代民族关系认同符号等思想,即“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合为中华”.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萌芽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我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最杰出、最详尽的空想社会主义杰作之一。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也是全世界人民灾难深重的曲折反映,同时也是人类关于未来社会前景的一种最美丽、最大胆的设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这一思想时往往侧重于对《大同书》的研究和解读,而忽视了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尤其是康有为早期著作中相关思想内容的发掘,因此造成的不良后果至少有两个方面:一、让人感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只是伴随《大同书》的诞生而出现的,它很可能是一种孤立或偶然的现象;二、对《大同书》的基本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价众说纷纭,乃至出现一些很不客观甚至歪曲的见解。本文拟从康有为早期的几部代表作入手,深入挖掘其中的核心信息,以此来揭示其大同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轨迹。期盼此举能有助于学界同仁对这一思想在认识上进一步升华,从而对其作出相对理性和准确客观的评价。     

为自由鼓，为平等呼，为大同书——纪念《大同书》公开发表70周年

本文对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和大同社会理念进行了初步评介。指出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融中国传统哲学变化日新的观念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想为一体，具有变法图强、强国富民的积极社会意义。他所鼓吹的改良雏新主张。又显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同样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是儒家大同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融通的结果。     

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析

在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期间,即狭义的辛亥革命时期,康有为的著述不限于《救亡论》与《共和政体论》。依据他这一阶段的著述,康有为提出的“虚君共和”主张内容较为复杂,存在很强的张力,学界有关康有为以英国为“虚君共和”典范、其有关思想不过是他君主立宪主张翻版等传统观点,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依据“共和”国体与政体的内涵,康有为的失败似乎也不在于“虚君”,或可以说名在“虚君”,而实在“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