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游侠——兼与诸先生商榷

游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青睐,研究范围很广。但对游侠的概念及其构成等基本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文章以全新的视角,抓住游侠身份属性、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定义游侠并分析其构成和存在方式,剖析了游侠的三大基本特征"私、游、义"。同时对影响学界认识游侠真面目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以期客观全面地认识游侠。     

六书"假借"再探讨 ——兼与杨薇先生商榷

从假借字产生的过程和条件出发,结合刘又辛先生“汉字发展三阶段”学说的分析,对假借是用字法还是造字法进行了探究,并与杨薇先生商榷,认为假借是用字法并非造字法。     

“洋务”一词再辨——兼与杨宗亮先生商榷

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有的研究者对“洋务”一词的界定还存在片面性。“洋务”一词盼含义应包括列强的入侵、清廷对待外敌入侵的回应(如抵抗、谈判、签定条约、对外交涉等)及其引申。     

陶渊明彭泽辞官"畏罪潜逃"再辨--与耿宝强先生再商榷

通过对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生活环境的论述和对督邮的职责、品行等的考证,认为陶渊明彭泽辞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畏罪潜逃".     

先秦儒家"性""欲"之辨——兼与周德清先生商榷

关于人之“性”与人之“欲”,最早的认识从孔子开始。《论语》大量记述了孔子对“欲”的言说,他认为“欲”是“性”发的结果,“欲”可分为:“性”发而皆中节的“和之欲”和“性”发而失中节的“贪之欲”。“和之欲”经《中庸》的进一步阐释,为孟子所继承并提出性善说;“贪之欲”为荀子所发挥,提出了性恶说。     

陶渊明彭泽辞官"畏罪潜逃"辨--兼与耿宝强先生商榷

通过对陶渊明拜迎长官的情况和其家庭经济情况等方面的考证，得出陶渊明彭泽辞官是其自身清高的性格受不了繁忙琐屑的官场事务的羁绊和受两晋时期隐逸思想影响的结果。     

孟浩然卒于"冶城"辨——与袁行霈先生商榷

本文辨析了袁行霈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纲(二)》中关于孟浩然生平注解的错误及成因。进一步考证了“冶城南园”即襄阳城南的孟氏故里涧南园;同时还提出:宋代以后所以出现的不同版本的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根本原因是由于将“治城”误为“冶城”所造成的。     

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之区辨——兼与蔡震先生商榷

报告学特别是记人报告学与传记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当前体边缘化、普泛化的情况下，两很难区分，并且当前二都没有一个适当的、能明确界定身份的定义。造成同一篇章界定成两种不同的学样式的尴尬局面，对此本提出分清二身份、规范它们的内涵与外延的标准，以利于二的健康发展。     

再论"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兼与秦晖先生商榷

本文是与秦晖就20世纪文化启蒙的方向与功过问题的商榷文章。秦晖《文化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人》一文认为中国的传统主要是儒表法里,而非儒法互补;认为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存在反儒不反法的失误,本文提出秦晖的文章在史实、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均有失严谨。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更多地应该是批判武器本身,而非批判对象的问题。     

陶渊明彭泽辞官“畏罪潜逃”再辨——与耿宝强先生再商榷

通过对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生活环境的论述和对督邮的职责、品行等的考证，认为陶渊明彭泽辞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畏罪潜逃”。     

牡丹与唐代社会再探讨——兼与刘蓉先生商榷

牡丹渊源较早,古人较重于其药用价值,唐代之后牡丹才开始大盛。牡丹在唐前不名于世。基于存有异名,资料阙失,花色单少等多种因素。唐代京城遍种牡丹并形成独特的风景观,寺院对于牡丹栽培贡献良多。     

"这样"不是列举助词——兼与童盛强先生商榷

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样"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这样"不是列举助词的结论,兼与童盛强先生商榷.     

欧阳修祖父欧阳偃身世辨疑——兼与李启宇先生商榷

关于欧阳修祖父欧阳偃的身世,当前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即认为他是今福建晋江的乡贡进士,是后唐状元黄仁颖之子.但通过对福建晋江和江西永丰两地所记载的欧阳偃事迹考证发现,他们在生活的时代、科举的出身及相关家谱的记述中皆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由此可知,在我国唐代和南唐时期确实存在过两个同名同姓的欧阳偃,但欧阳修祖父欧阳偃并非福建晋江的欧阳偃.     

“借荆州”问题辨误——兼与岳玉玺先生商榷

“借荆州”问题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事件，它使孙刘间的同盟关系复杂化，导致了荆州争夺战的发生，最后以孙吴全据荆州的长江中下游部分而告终。而孙权借荆州与刘备，被史学界一致认为是对曹魏的巨大威胁。岳玉玺先生“曹操不忧反喜”的论断是众多观点中独树一帜的新结论，本文拟结合史料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再论灾害类型划分问题——兼与卜风贤先生商榷

把灾害分为灾型、灾类、灾种三个层次是有意义的，但应赋给每个层次以正确的内容。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     

孔尚任罢官原因再探——兼与程荣华先生商榷

探明孔尚任罢官原因,对正确解读他的作品有着积极的意义。程荣华先生的“《通天榜传奇》罢官说”证据不确。从孔尚任罢官后与友人唱和的诗歌、经济变迁以及宝泉局收购废旧小钱等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孔尚任罢官主要与宝泉局收购大量的铅多铜少的小钱有直接关系     

"取则行远"别解——兼与王蒙先生商榷

2003年9月8日,中国海洋大学经多方论证,确立了由中国著名作家、海大文学院院长王蒙教授提出的"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的新校训,之前的校训予以废止.(2003年9月24日《大众日报》)     

论教育研究中的“研究问题”——兼与吴康宁先生商榷

教育研究中的“真”问题的标准,只有当体现出客观性和辩证性时才具有完备性。该标准应为综合性标准———辩证的客观性标准,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所构成:第一,客观性。即所说的问题是存在的或将会存在的问题;第二,价值性。即所说的问题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来说是具有意义的;第三,辩证性。即所说的问题经得起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进行历史的、系统的考察。“研究问题”与研究环境密切相关,我们应该不断地营造和培育优化的教育研究环境。     

“王猛煤精组印”释文辨——兼与梁小平先生商榷

《文博》2009年第5期,梁小平撰文《王猛煤精组印鉴析》,文章称,在华山王猛台附近发现一件煤精组印,“极有可能为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相王猛之印.”并将印文释作:“臣猛、王猛、王猛白笺、王猛言事、王猛白事”等.然而,“梁文”所释的“王”字,在该印中出现过四次,篆法如出一辙,其篆文显然不是“王”字,而是“玉”之古文篆法.“玉”字作姓氏时,楷书作“玊”,读sù,在东汉时已有此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