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中国史学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激发了新史学 ,并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变革式的发展。     

鲁滨孙《新史学》探析

《新史学》是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的代表作,虽为历年论文和演说的汇编,却集中反映了新史学观的逻辑思路,其中不乏闪光之处：第一,敏于感受时代变化的挑战,持发展的史学观;第二,善于从其他学科中接受启迪,促进史学地新,第三,重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第一,只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陷入庸俗进化论的泥潭,第二,否认史学的科学性。     

浅说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

美国的史学研究与其社会变动和时代精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世纪中期,随着社会学科的日趋成熟,美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为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科学史学在新史学中独占鳌头。当然,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史学家们已经在努力纠正这种偏差。     

浅谈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学界不断推陈出新,"新史学"对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新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人率先倡导。迄今,新史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把握史学的发展方向、破解其中的固化问题,同时也对社会诸多领域进行深层次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兴起“新史学”思潮。此时，通过日本间接传入的西方实验证主义史学对这一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倡导的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引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方法等内容，暗合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需求。新史学和二三十年代的实验主义史学各有侧重地发展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两个宗旨。     

陈黻宸史学思想评述

近代历史学家、教育家陈黻宸对史学的本体化、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基础上,又吸收了一些西方史学元素;陈氏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有独特见解,并形成了自己写作新史的方法,因而,其在中国近代“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简析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路先锋，晚年致力于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史学研究的目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研究的方法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史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的理论构建之二

晚清民初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文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其范围是民史、国史;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历史、培育爱国热情;文明史学的性质是国民史学、民族史学。与西方文明史学相比,中国文明史学更多地承继了传统史学的鉴戒性质而忽视了文明史学的科学性。因此,文明史学没有能够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任务,“新史学”只能徘徊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新史学

留学生是中国历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现代新史学的诞生分为两大流派；一为实证史学，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对于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战后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的发展

在本国师范教育改革和欧美新教育史学的双重影响下,战后澳大利亚教育史学模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新教育史学兴起,阶级和性别成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分析范畴,福柯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法指导下的教育史研究盛行。另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教育传记的撰写一直盛行,传统传记和集体传记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教育史学的势力,和新教育史学家一起推动了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的发展。     

前提和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开放形势,为了使更多的外国同行、外国公众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促进中外史学交流,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中国史学应当确立起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意识和要求。为此,中国史学应把不断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在继承优秀史学遗产方面更多的努力,认真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同时,中国史学还应明确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目标和路径,即推进中外史家的对话,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促进优秀的史学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这方面,青年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由传统的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向近代史书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过渡,呈现中西体例和思想互动融合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编纂体例和思想仍显示出卓越的生命力,出现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反思和实践的倾向;另一方面,章节体迅速成为历史编纂中最重要的编纂形式,主宰中国历史编纂的语境,20世纪史家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尝试和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独特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现代史家刘节史学思想的根源探析

作为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刘节不仅在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其史学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亦颇具特色。他一方面追随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步伐,在结合新时代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说,强调治史要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同时又在温州乡贤的影响下,积极对浙东史学的宗旨及传统领域加以维护与拓展。     

论罗尔纲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

《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太平天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编撰体例,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所创立的“新综合体”,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编撰体例自觉 继承和发展,这种体例不仅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而且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编撰的新体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空间观念与近代史学思维方式嬗变

空间维度是历史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史家的空间观念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础。中国传统史家的空问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近代在外力与西学的双重作用下,它逐渐为“新世界观”所取代。空间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传统以天下秩序观念为依托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危机,它引发了史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世界历史叙事、历史科学观、自下而上书写民史等成为新史学思维的基本取向。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

五四时期出现了引入西方史学的新热潮。与以往相比,所输入的西方史学的内容,在系统性和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以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等人为代表,在积极引入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对中西史学的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促进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因客观条件与主观原因的局限,在五四时期中西史学交融的过程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说明这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