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的历史演义小说——论胡适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

胡适对于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历史研究中"层累"的概念,可以归纳出胡适在历史演义小说研究中所运用的实验主义方法,并阐述这种方法同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关系,从而揭示胡适在历史演义小说研究中的着眼点和研究方法。     

胡适、周作人文学革命观比较

胡适关注语言工具的变革,建构起白话文学理论;周作人重视文学实质内容的更新,形成"人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源于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革命的态度上,胡适属于温和派;周作人更深刻、激进,但也有宽容的一面.总的来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胡适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文字改革",周作人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思想改革".二者在新文学运动中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胡适哲学之路:一种新视域解读

用"大视域"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解读,能够把过去、现在两种视域连接起来,在理解中发掘历史人物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在当代所呈现出的生命力。以这样一种视域来看待胡适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就会发掘出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在当代所呈现出的生命力。胡适哲学思想是伴随着他的成长过程而不断成熟的,其间经历了理论期望的准备时期、理论设定时期、理论实践等阶段。从这几个阶段中,可以看出胡适哲学思想的成长过程。胡适把自身的中国思想与后来从西方获得的新思想联系起来,用新的哲学范式来梳理中国哲学。由此胡适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向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转型。     

胡适与《诗经》

胡适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其中包括《诗经》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或有科学价值的见解,也散布了一系列谬说。他研究《诗经》的错误方法,如今在我国学术界仍据优势。对他在《诗经》研究方面所散布的错论,择其至今尚有影响者,略加评析,很有必要。一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写文章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俨然以“主将”自命:“且准     

胡适与梁启超传记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胡适分别以学者身份和改革家身份进行传记研究。梁启超的传记/自传研究属于历史的研究,立足于历史,着眼于现实;胡适则属于现实的研究,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就传记/自传范畴而言,梁启超是在历史的范畴内考察,他所说的自传主要指史家自序式自传;胡适则试图在文学的范围内考察,他所说的自传已具有较广的涵盖面。此外,梁启超和胡适都找到了在体例上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作品——"自传年谱",但两人"自传年谱"的范畴和涵义却不尽相同。     

胡适思想批判的起源与功过得失

"五四"以来,胡适就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者",这是胡适思想批判的起源.新中国初年的胡适思想批判对于在思想文化领域普及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由于一度忽视了思想改造不同于政治斗争的特殊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对此,只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历史地看待胡适及其思想,才能正确评价胡适思想批判的功过得失,并发挥唯物史观对于思想改造的指南作用.     

崇洋卖国 尊孔复古——胡适派“新红学”再批判

中国近代反动派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既是卖国贼,又是尊孔派.他们的文化,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一手搞起来的“新红学”,正是这种货色。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新红学”,统治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无论蒋介石之流,还是刘少奇、林彪一伙,都把它当作实行法西斯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得力的思想工具。     

胡适与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与胡适并肩作战,政治思想的分歧使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他们始终保持着朋友情谊.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又与胡适殊途同归.     

胡适与沈从文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湖南乡下的沈从文,在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下,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左翼作家的批判以及胡适对他的影响,沈从文不得不"搁笔"放弃文学创作,从事文博工作。但在"极左"思想影响下,胡适却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政治尾巴。     

论胡适治学方法潜在的学术前提

有人认为,胡适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符合科学研究的过程和规律,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又有人认为胡适在"大胆的假设"之前缺乏搜求材料这一科学研究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对胡适治学方法应做实事求是地分析,要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方法潜在的学术前提着手,探讨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之前并不缺乏搜求材料这一步.     

胡适视野中的"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是"五四"时期,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位外国作家.胡适先生,是"易卜生主义"的大力提倡者.在他看来,"易卜生主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写实主义",二是"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对"二元论"世界观的批判

"二元论"世界观是中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弊端.其突出表现是将"身"与"心"、"心"与"物"、"知"与"行"、"理"与"欲"等二元分离.胡适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在对"二元论"世界观的批判中奠定的,不了解胡适对"二元论"世界观的批判,就不能理解胡适哲学思想的特征,更不能理解他何以四十多年都是围绕"方法"打转.因为胡适以其"方法"消解了"哲学家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从此变成"人的问题".并试图以此"方法"为武器去解决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母教成就大学者胡适

胡适先生是现代著名大学者,在文学、哲学、考据学、伦理学、史学、教育学、红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曾经获得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名学者毛子水先生说他:"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成就如此大家,除了胡适本人的努力奋斗以外,还要归功于他母亲给他的良好教育.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便离开她了,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与所谓"曹雪芹小像"

1920年,胡适鉴定李祖韩藏所谓王绘"曹雪芹小像"时,指出画像上的人物不是曹雪芹.1950年,当这幅"小像"被作为曹雪芹的画像到处发表时,胡适首先出来做了辨伪的工作.从此,围绕"小像"上的人物是否为曹雪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大多数研究者也不再相信这幅画像是雪芹画像.研究"胡适与‘曹雪芹小像'"这一论题,更重要的是努力学习胡适的治学精神.     

"整理国故"价值重估——评胡适的"整理国故"之争

本文从"国故"的释名、学者对"整理国故"的不同态度和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方法及其实践效果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整理国故"之争的前因后果,指出胡适对中国古籍用科学方法作出的全面整理,目的在"化玄妙为平常",用以"打鬼".本文并指出整理国故的正、负面效应及其现实意义,澄清了这次争论的种种迷雾.     

从胡适自传看胡适与新儒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作为儒家传统的批判者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人们常常忽略的事实是：胡适在早年与新儒学的接触中所得到的那些思想和见解对他的一生都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的。该文并不拟全面讨论胡适与新儒学的关系．只试图从胡适的自传这一新的角度出发揭示新儒学对胡适的影响以及胡适对此的态度。     

胡适与整理国故

1919年12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抛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作为再造文明的手段之一,在学术阵地上,胡适树起了“整理国故”的大旗。何谓“国故”呢?胡适说:“中国的一切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的     

诸子学研究与胡适的疑古辨伪学

胡适以"科学方法论"的倡导者自居,对五四以后勃兴而起的疑古思潮影响巨大.胡适由治诸子学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以此实践了他的方法论并使之系统化.至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胡适对"疑古"渐生疑窦,而对其所倡方法论加以反思.从对胡适所治诸子学的前后变化中,恰能看出胡适疑古学本身的嬗变及疑古派分化的某种端倪.     

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终其始末是"和而不同",其基调是"和",具体表现在:鲁迅对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以及胡适的学术研究成就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适对鲁迅的白话文创作实绩、前期的杂文创作以及小说史研究等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鲁迅和胡适的"和"是统一在其现代文化理念上的"和",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在"和"的前提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具体的文化方法和策略的差异上。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恰好说明他们作为觉醒了的"真的人",在确立了现代文化理念之后,其主体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这确保了五四新文学在其后的继承与发展中并没有被定于一尊,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回眸胡适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化救国之路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化。胡适思想激进的一面存在于他对历史的认识及对传统化的批判中。“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激进主义的化观念，是胡适新化建设的理想目标。学革命是胡适“化工具”革命的具体实践，具有实用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