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射箭运动员心理健康与心理应激、个性特征、应对方式的研究

探讨残疾人射箭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的特点,为心理训练与心理干预提供依据.对23名残疾人运动员和30名健全人运动员以心理量表为工具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残疾人射箭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中等,与健全人相比,呈现明显的“偏执”倾向;心理应激、个性特征、应对方式诸多因素与残疾人射箭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密切有关;残疾人射箭运动员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比健全人运动员低,残疾人运动员比健全人运动员呈现明显的“掩饰”倾向.结论显示:在对残疾人射箭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与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相关因素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理措施,以个性化的策略和方法实施影响.     

其实我们都是盲人——读毕飞宇的《推拿》

毕飞宇在《推拿》中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陌生是它向我们展示了盲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熟悉是因为在这部小说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人类共同的东西：关于金钱、幸福、理解等的态度。盲人虽盲,却最终用心灵发现了这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这对我们茫然生活的人群来说富含启发意义。     

孔尚任《桃花扇》人物、本事四考

孔尚任的“舅翁”秦孟岷和秦光仪、“舅”秦生镜与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等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可惜他们的资料极罕见,而《秦氏家谱》与《百城烟水》中却有较丰富的关于他们的资料。同时,《桃花扇》在立意、人物塑造及情节上受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影响较大。     

视角、引语形式、叙述者的隐退与布里尔小姐的幻灭--《布里尔小姐》的叙事策略分析

《布里尔小姐》通过选择人物有限视角叙事 ,使用自由间接引语表现主人公的“顿悟” ,让叙述者从叙述中退出 ,使小说充满人物的主体意识 ,并在关键时刻使用直接引语否定“顿悟”形成“幻灭”。自由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强烈对比 ,构成了布里尔小姐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冲突 ,构成了布里尔小姐话语“无声”与他人话语“响亮”之间的反差。     

《三侠五义》的犯笔艺术——以丁兆蕙、白玉堂的相犯为例

《三侠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了“犯笔”这种高难技法,成功塑造了一批角色。从五个方面对比丁兆蕙、白玉堂两个人物,细致呈现用雷同描写塑造迥异人物的“犯笔”技法,并从这个侧面展现《三侠五义》非凡的艺术成就。     

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

《牛郎织女》的传说在故事的孕育阶段,“汉”或曰“天汉”便同“牵牛”、“织女”联系在一起,以后便成为这个传说故事的要素之一。“汉”、“云汉,”实际上是由汉水而来。秦人发祥于汉水上游,《史记.秦本纪》中说:“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为秦人始祖。据此,同汉水联系的织女,是由以织出名的秦人远祖女修而来。“牵牛”、“织女”由星名转变为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也最早见于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三辅黄图》中载秦始皇并天下之后“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同样反映了秦民族对牵牛织女传说的群体记忆。很早以来西和、礼县、天水一带浓厚的乞巧风俗,正说明了织女传说同秦文化的关系。天水地名的得名也与“汉水”、“天汉”有关。发源于嶓冢山的汉水本一直东流,经略阳、沔县,同发源于陕西宁羌的沔水合流,至湖北入长江。大约在西汉时地理变化,在略阳附近改而南流。今人皆以陕西宁羌的嶓冢山为《尚书.禹贡》中嶓冢山,实误。     

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差异--以“濠梁之辩”为中心之考察

庄子和惠施分别是先秦道家和名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在《庄子》中记载了两人的许多辩论和对话,最著名的辩论就是“濠粱之辩”。通过“濠粱之辩”可以看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差异。具体来讲有三点：“天地一体”与“天地一指”：世界观之差异;“乐”与“知”：认知方式之差异;“逍遥”与“泛爱”：人生哲学之差异。     

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团体操《生命之歌》创编设计与社会效果的综合研究

阐述了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团体操《生命之歌》的创编设计特点,论述《生命之歌》对残疾人和健全人信念上的影响,深入探讨了《生命之歌》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毕飞宇《推拿》版本研究

毕飞宇的《推拿》简体字版与繁体字版在语言表达、人物形象、作品思想上都有较大差异.简体字版出版的时间晚,但实质上却是修改稿,其语言更为生动、恰当、细腻,盲人形象更典型、鲜明、立体,作品的思想境界也更高.通过两个版本的对照,可以看出毕飞宇的艺术追求.     

《雪国》、《千羽鹤》模式探微

《雪国》、《千羽鹤》在人物设置、叙述视点上,属于同一模式。它的作用是有利于抒写“心灵的感动”,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并能使结构安排自由灵活。     

融合体育视角下的残疾人体育教育旨归、价值与策略*

“残疾人”群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体育教育”这一社会主流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从组织机构现状分析,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体育教育,都将残疾人归纳到“特殊学校”,与普通体育教育（健康人群）“分而治之”,也可以理解为,当前主流的体育教育发展框架下,面对残疾人体育教育是“分离”而非“融合”的态度。基于融合视角探讨残疾人体育教育,一方面立足保障体育教学质量、效率不受影响,“残疾人”作为一个变量融入体育教育主流形态中不会对固有变量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大前提。另一方面,要实现残疾人与健全人的有效沟通交流,以“回归主流”技术路线实现残疾人人格健全和地位认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融合体育教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它体现出巨大的人文关怀,也促使我国体育教育事业更好的发展。     

运用闽方言中沿用的古语词训求古音和古义

陆宗达先生在阐述训诂与方言关系时说:“我国古代的学者和训诂学家,不但对前代的古语十分重视,对各地的方言也早有研究,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用当时标准语(雅言)去解释,这就是‘诂’。”(见《训诂简论》第三页。) 福州话是诸方言的一种,她保存了许多古音和古义。许多古代汉语词汇还必须依赖现在的福州方言为之疏证。因为有些古籍中的词语,至今尚无工具书提及它的意义。例如《汉书·邓(徒乌)传》有“并托青盲以遯世。”其中“青盲”一词只活在口语中,又没有其他同义词可以代替,这时只有依靠方言来解释,“青盲”在福州话中就是“瞎眼”。“青”者,“黑”也,原来盲人中有一类“睁眼瞎”的叫“光瞎”,“青盲”同“光瞎”是盲人中不同的类     

从无明到光明——《人世间》中的视障隐喻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塑造了郑光明这样一个盲人形象。作为郑娟的弟弟,郑光明与郑娟一样都是好心的妈妈捡回来的弃婴。但更为不幸的是,郑光明生下来就是个盲童。《人世间》塑造这样一个视障者的形象,并使之贯穿全书的始终,使郑光明由一个盲童成长为一个懂事的盲人少年,最终修行成一个看破红尘的高僧。郑光明虽然眼睛看不到东西,但他从小就喜欢拿着彩色厚玻璃片对着太阳照,并最终通过出家而开智慧,走出了“无明”,迎来了光明。这里的视障隐喻意味较深,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刻思考和努力超越现实的探索。     

走近“世博人物”

在《走进世博》这本书里,我认识了不少‘世博人物”呢! 刚刚拿到《走进世博——献给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书,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与世博》的部分,所以我就先从第二章读起。     

污名化：媒介报道中的“剩女”

“剩女”作为一个被社会热议的群体,一直以来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媒介报道中。媒介具有强大的信息环境创造力,它对于某个群体的报道直接影响着受众对该群体的印象。究竟是“剩女”这个群体本就具有媒介所呈现的特点,还是媒介在有意无意地传播着刻板化的“剩女”形象？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新京报》和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阐述媒介在对“剩女”群体进行报道时是如何构建其形象的,从而探究大众媒介报道中对“剩女”群体的污名化倾向,并对媒介今后的报道提出一些建议。     

《离骚》“意象美”探析评述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离骚》意象美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对“花草”、“男女”、“媒鸟”、半神性心灵归依型人物、神话等意象系列的研究上。对过去十年《离骚》意象美的研究情况加以梳理和评述,并探析《离骚》意象的生成机制。     

关于戏曲《打金枝》的源流演变

《打金枝》的产生至成熟呈现出从正史到野史、戏曲的发展轨迹.剧中主要人物身份都与《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资料所录相符,而“打金枝”的经典情节则未见记载,《资治通鉴》只记载了郭暧与公主口头相争一事.《庆丰年》、《隋唐演义》、《满床笏》、《唐宫二十朝演义》、现代《打金枝》等文人创作先后增加了“拜寿”、“打金枝”、“连升三级”等具体情节,并提炼出了表现“郭氏一家富贵”和“唐代宫廷礼仪与民间礼仪的冲突”等思想主题.     

讲述中国故事的“佳构剧”与“浮世绘”——陈绵话剧作品简论

1943年至1944年间,陈绵出版了《候光》《人群》和《半夜》三个本子。一方面,陈绵的作品深受法国戏剧影响,呈现出对戏剧技巧的娴熟驾驭,也理智地保持与技巧的距离,自觉走向对人物深层心理的探索和对世态人心的反映。另一方面,陈绵呈现了北京的地域人文景观和老中国人物群像,在对自身与制度的双重批判中表达朴实的底层关怀,描绘出一幅近代北京生活“浮世绘”,体现其对传统文化的归复与坚持。由此,陈绵的剧作呈现出中西交融的艺术风貌。     

略谈《林黛玉进贾府》中“笑”的内涵

本文从《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出场人物的不同的“笑”中,分析了每个人物每次“笑”的不同内涵所显示出的在贾府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以此准确、鲜明地刻划了人物不同的个性,传达了无穷的神韵。     

"九天玄女"与《水浒传》

九天玄女是我国道教之女神,她与宋江故事的联系的原因之一,是有共同的泰山文化背景。这一形象在《水浒传》中虽然描写不是很多,但在全书“天人合一”的结构布局与情节发展上,为“天命”之象征,宋江之保护神与导师,作者之代言,堪称思想与艺术关键中之关键。其意义则加强了全书的道教色彩,体现了作者化“盗”为“良”的淑世意图,显示了《水浒传》成书资料有更复杂的来源,其在“天人合一”故事框架作为“天”的代表人物,开章回小说中这类人物设置与描写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