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对儒家学说精神品格的创造性提升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论孟子对孔子仁的继承与延伸

儒家思想在古代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儒家的继承者,孟子则积极深化并推动了孔子学说的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孟子对孔子仁的继承与延伸,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孔子地位,同时也使儒家学派发扬光大.     

论皮日休杂文对《孟子》的继承与突破

皮日休所著《皮子文薮》对《孟子》的继承表现在形式和思想两个方面,前者借鉴了《孟子》的某些创作手法,后者表现在对孟子尊儒重道、民本思想以及"养气"说的弘扬;同时,皮日休又根据晚唐的时代特点对孟子的思想加以突破,主张"仕非君"、"仕非民",为其参加农民起义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论先秦儒家散文中的喜剧意识

以西方古典喜剧理论作为参照系数 ,《论语》和《孟子》中的某些故事已具备一定喜剧意识 ,可看作是中国古典喜剧艺术长河发源阶段诸多源泉中的一支小溪     

论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

政治理想是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和最高点。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很复杂,但是其政治理想却相对接近。从对尧舜与禹汤文武之间态度的差别,可见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人而非周礼更非王权。从孟子对于“先王”的诉求和对尧舜“圣”的判断,从对不道君主的否定到对能臣的否定,从对“势”的否定和对人伦的绝对肯定,尤其是从对豪杰之民的肯定到对文王绝对作用的否定,其政治价值观已经超越孔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民权”思想特质。荀子虽然在儒家理想与法家的手段之间出现徘徊,但政治价值观的立足点在于民是可以肯定的。在如何通向理想政治的方法论上,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这不仅仅是保守主义的问题,更深刻的矛盾是,恢复周礼至多只能恢复文武之道,并未能达到尧舜之治;孟子推行先王之教,推行德政,在战国中后期功利主义的大潮中,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荀子想摆脱孟子方法论上的苍白,借鉴的却是法家政治手段,开创了古代中国社会“儒法互用”的先声。孔孟政治方法论上的疏空,虽然留下阐释空间,但得出儒家有“专制倾向和权威主义”或“开明专制”这样的判断,是缺乏史料基础的。     

郭店简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故”字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说: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P584-588)这一段话有三个"故"字:"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苟求其故",如何解释?一般认为这一段话应该是批评当时的种种人性论的,第一、二个"故"字意思相近.     

先秦儒家治国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思想为孔子所创立 ,中经孟子的发展 ,荀况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 ,主张“宽猛并济” ;孟子倡导“仁政” ,主张“推恩于民” ;荀子“隆礼重法” ,礼法结合。他们治国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对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治国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论郭象对孟子"言意观"的继承与发挥

郭象"寄言出意"的阐释方法,它的渊源虽也要上溯至<周易>,但从其整个逻辑框架看,则主要是继承和发挥孟子的"言意"理论而建构起来的.和孟子一样,凡是遇到不合己意的地方,不管文本的语意有多么明确,郭象都会以修辞为借口,对文本的原意横加篡改.这一做法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来说固然不可取,但在经典权威压倒一切的背景下,它的经典阐释价值显然也是不容抹杀的.郭象玄学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一环,他的做法也足以说明这种"寄言出意"的阐释方法,对于人们的学术创新确实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先秦儒家忠德思想的创建与整合——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

先秦儒家忠德思想的创建与整合是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孔子认为,忠德的基本内涵是忠恕之道,是“爱人”,是“情之尽也”,是“众德之基”;忠德具有平等性和互惠性;儒家忠德是智慧之忠,而非愚忠。孟子认为,“忠”就是“良知”;忠德具有层次性,“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做到“寡欲”和“尽心”。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忠德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忠信和善;忠德在道德实践中可以分为大忠、次忠和下忠。在先秦儒家忠德思想的创建、整合和实践过程中,孔子、孟子和荀子为儒家忠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世忠德思想的成熟拓展了广阔的道德思想史空间。     

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教育功能,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从政人才的培养,教学方法,教师工作等四个方面说明孟子对孑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特别着重孟子在教育理论上提出许多创新观点,丰富了孔子教育思想,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在教育功能问题上,孔子认为,人的个性形成是通过学习和教育来实现的,从而肯定了教育的功能。孟子进一步指出,教育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种活动,否则人就不能超出一般动物,从而肯定了教育在提高人的价值的功能。     

论先秦儒家的孝悌观及其社会功能

孝、悌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造就的解决家庭内部父子、兄弟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孟提出孝悌的目的，在于从解决家庭关系入手，进而扩充到社会关系，使之服务于政治，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王阳明对孟子“性本善”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借助概念分析方法,讨论了王阳明对孟子的继承与发展;孟子的"性本善"思想是对孔子的"仁"的一种阐释,而王阳明对"良知"的解说又是对孟子的这一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拒斥·卫道·好辩——论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孟子对先秦诸子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的"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而其批评的锋芒还涉及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所谓"兵家"。孟子对于道家杨朱学派的批评虽抓住了杨朱思想中最重要的主张,且切中了其可能产生的流弊,但未能"同情"地理解杨朱学说的立论目的和宗旨,存在强人从己的偏颇。孟子对墨家"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的批评,既可见出其儒家思想与墨家的歧异和对立,也反映出其明显的独断论倾向。而孟子对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兵家"的批评,也并非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评判,而多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他。孟子先秦诸子批评的特点,既与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立场有关,同时也是当时学术发展的现实情形使然。     

先秦文献研究的新发现与新问题

<正>一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①20世纪对于先秦文献研究来说,可谓是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时代。从世纪之初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开始,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各种载体的文字资料,时代涵盖了商至战国晚期、秦朝建立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先秦文献的载体、形式、体例、内容和思想,以及以此作为史料来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大量的且最为直接的宝贵资料。可以这样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完全忽视新资料的先秦文献研究,已是不可想象的了。     

论孟子对孔子文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建立起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代的孟子，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孟子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针对新的时代特征，做出了新的诠释。在遵循孔子著述思想的前提下，提升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品格，从人的生命主体和人的生存意义的角度，     

先秦儒家师道观及其现实意义探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例

中国的师道观源远流长,在形成社会尊师重教风尚方面、优化教师队伍素质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选取孔丘、孟轲、荀况三位先秦儒家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中国古代师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尊师重教、博学优质、民主平等以及身正为范是他们师道观思想的集中体现。博古利于通今,为了更好地促进当前教师发展、改善教学教育技能、提升教师职业素质,我们需要完善国家顶层设计、重视学校组织建设与加强个人修养提升。     

《韩诗外传》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就《韩诗外传》的学术渊源而言,孟子是荀子之外的一个重要源头。韩婴坚持孟子天子有不召之臣和诸侯不能友贤德之人的思想。在孟子圣贤观的基础上,他把仁道和仁者各分为四等。韩婴明确肯定人天生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继承孟子"反求诸己""求其放心""尽心"等内修路径,但他又把实现人之善性的根本工夫归结为明王圣主后天的教化。韩婴对孟子的民本思想、关税思想以及井田说表示认同,并重新描绘了孟子理想的社会图景。     

司马迁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继承与创新

司马迁的义利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合理的部分，如：“义以生利”，“好利恶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先义后利；另一方面又扬弃其空疏之处而成一家之言，如：求利求富的人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时官营工商与民争利。提出具体的求利途径和原则等，从而构建起独具卓识远见的义利理论。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

人性理论是道德修养的基础与前提。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和目的性,提出了存养心性、持志养气、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等道德修养方法,这些修养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在道德意识的培养与养成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上博简第八册的楚辞类作品便是其中代表.《李颂》歌咏的对象实际上是梧桐,《兰赋》表现了“幽兰”的意象,作者均是托物言志,表现作者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有皇将起》与《鹠(鹣)》的关系尚难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四篇文献展现了早期楚辞的面貌,为我们认识辞赋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