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桓公“讳疾忌医”考辨

《扁鹊见蔡桓公》是初中教材的必选名篇,但长期以来,很多参考书一致认为蔡桓公因“讳疾忌医”终致死亡,未免人云亦云,有失公允,为此,我愿借助一些材料为蔡桓公说几句公道话。     

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蔡桓公“讳疾忌医”辨正

越是经典的作品越能够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解读空间。可是像《扁鹊见蔡桓公》这样一篇中学教材里的经典课文。我们长期以来都将文中蔡桓公的死因归为“讳疾忌医”，并引申出“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应当虚心接受批评，防患于未然”的单一寓意，实在是浅化了经典作品的阅读品位。     

从《管子》看齐桓公的人才思想及其特点

《管子》不仅论述了国君的重要作用,而且认为国君能否重用人才、尊重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同时,《管子》通过齐桓公事功的记述,不仅论述了齐桓公用人的特点,而且总结了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人物·细节——论金科《乡贤》的历史叙事

<乡贤>的历史叙事既疏离意识形态权力元话语叙事模式,又不同于对历史任意"重写",它的策略是:借助于历史"细节"的挖掘,在被忽略或省略的空白处建立自己的叙事,进而探寻人与历史的纠葛和暧昧关系,重塑人与历史的多副面孔.这个策略选择,一方面使文本充盈了历史现场感,让人们触摸到毛茸茸的历史,走进曾被另一种叙述尘封和遮蔽的幽暗而迷人的历史隧道;另一方面使文本中人物活现出独特的历史性格和文学魅力,使我们今天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或者说,它提供给我们今天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的一个策略.     

历史叙事模式的定型及其对小说叙事的影响

从<春秋>、<左传>到<史记>,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渐已定型,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其结构方式、时间模式、视角形态成为小说叙事的元模式.     

从《管子》看齐桓公的人才思想及其特点

《管子》不仅论述了国君的重要作用,而且认为国君能否重用人才、尊重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同时,《管子》通过齐桓公事功的记述,不仅论述了齐桓公用人的特点,而且总结了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管仲、《管子》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管子》、管仲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第一,司马迁与管仲都是行大义不羞小节之人;第二,司马迁继承了管仲及《管子》以富为荣、以利为重的经济思想,并认为“平准”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源自《管子》;第三,在重民、爱民思想上,司马迁吸收借鉴了管仲及《管子》思想。试图于儒、道之外追溯司马迁的思想渊源。     

历史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人小说,有明显的传统历史叙事特色。这首先体现在《儒林外史》最直接借用了史著列传和类传体例,以春秋笔法叙事为宗。其次,《儒林外史》中许多故事情节也与正史、唐传奇和本朝时人诗文大量互文。这显示了吴敬梓史料勾辑运用的功力、才学见识的圆熟。最后,《儒林外史》虽是作者发愤之作,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彰显了作者醒世救世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儒林外史》意在揭露儒林痼疾,却以描写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和日用常情入手,尚实写真,不作玄虚荒渺之谈,笔削得当,善善恶恶,人物丰满生动,从而坚守了传统历史的叙事伦理。不过,历史叙事的影响也使《儒林外史》有轻载人物结局的小小瑕疵。     

毕飞宇《叙事》的叙事特色

从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叙事分析来看，毕飞宇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上有着自己的独特风貌：多个层面中的多重叙述，跳脱叙述的历史沉思，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叙事的特色凸显其闪耀历史蕴藏的同时兼备现代哲思的突出品格。     

历史叙事中的“真实”与“虚构”问题

历史叙事分为经验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两个层面，前者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为读者提供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故事形式，后者以历史编纂的美为最大追求，为人们提供一个“戏说”的文学形式。对二者的区分与探讨将为当前的新历史主义文论研究，对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理解提供一个新的借鉴。     

论《白鹿原》的现代革命历史叙事策略

《白鹿原》能够得到诸多评论家的高度赞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作品在叙述现代革命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作者将现代革命的历史画卷以隐性文本的形式隐藏在家族叙事的基点和框架之下,在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同时,建构了一种生活化、个人化的革命历史话语,以平视的姿态走进历史人物的生命现场,塑造出革命浪潮涤荡下的鲜活人生和人性,从而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建构了新的现代革命历史。     

丹图与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阿瑟·丹图是二战后美国著名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笔者认为丹图在历史语句的中观层面上为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丹图的历史叙事理论体现了历史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张力,同时包含了叙事实在论与叙事观念论的对立与融合;从其历史哲学论述中已经可以窥见他的历史表现的概念萌芽。直到今天,丹图的一些观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为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蔡桓公讳疾致亡的责任探析

《扁鹊见蔡桓公》一文写的是扁鹊为蔡国的君主桓公诊病,而桓公拒绝医治,最终导致身亡的故事。一般人总认为,蔡桓公讳疾致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根源和责任都在他自己身上。但是这样轻率地下结论又似乎有欠公允,除了蔡桓公之外,难道扁鹊和蔡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一点责任了吗？     

《史记》叙事中的“生命”意识及其对司马迁思想的重大影响

《史记》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因而《史记》的内容充满了追求永恒价值的渴望,激励人们追求生命的理想境界。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了《史记》的叙事立场和视角。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叙事”——读《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人类自古就在"叙事",人类也一直在"叙事",因为"叙事"是人类在人际交流、世界认知、知识传承、文明递续方面的重要手段。于是,"叙事无所不在"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也成为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名的"陈词滥调"之一。就历史情形看,"叙事"总首先是口头的,然后是书面的;首先是日常的,然后是文学的;首先是质朴的,然后是艺术性的。     

历史&#183;人物&#183;细节——论金科《乡贤》的历史叙事

《乡贤》的历史叙事既疏离意识形态权力元话语叙事模式,又不同于对历史任意＂重写＂,它的策略是：借助于历史＂细节＂的挖掘,在被忽略或省略的空白处建立自己的叙事,进而探寻人与历史的纠葛和暧昧关系,重塑人与历史的多副面孔。这个策略选择,一方面使文本充盈了历史现场感,让人们触摸到毛茸茸的历史,走进曾被另一种叙述尘封和遮蔽的幽暗而迷人的历史隧道;另一方面使文本中人物活现出独特的历史性格和文学魅力,使我们今天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或者说,它提供给我们今天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的一个策略。     

试论《红旗谱》的革命历史化叙事与英雄人格想象

作为“十七年”集体实验范本之一的《红旗谱》,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指挥棒下,呈现的是一种革命历史化的叙事模式：革命的浪漫激情在历史成长的记忆中被激活;历史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从后台走向前台;英雄这种人格化形象在历史革命化进程中尽情表演和演绎。这种叙事方式是对民族国家社会秩序合法性的一种确证和体认。     

从“好聚鹬冠”看《左传》的历史叙事特点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了郑文公之子子臧因好聚鹬冠而得罪郑文公,进而被其父杀害的历史事件。好聚鹬冠为何会导致子臧被杀,自刘向、郑玄以来的传统礼制说认为:鹬冠是不合礼制之服,故子臧是因违背礼制而被杀。至唐颜师古始有不同观点。颜氏将好聚鹬冠解释为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从而将子臧被杀的原因定为谋逆。对好聚鹬冠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对子臧被杀事件的不同历史解读。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却都承认或者说默认了《左传》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即好聚鹬冠是子臧被杀的原因所在。通过对《左传》中相关历史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到《左传》的历史叙事是分析与叙事的结合,并具有鲜明的尚礼的特点。子臧因服饰不合礼制而被杀,应当被看作是《左传》作者研究历史的成果,而非客观历史本身。结合当时郑文公对群公子杀、逐的大背景来看,子臧被杀的真正原因当是父子相残的政治斗争,好聚鹬冠只是郑文公杀子臧的借口而已。     

新写实小说的“历史叙事”

作为新时期文坛权力话语之一,新写实小说无疑已经成为参照型历史文本。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写实”观念,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表述。这种颠覆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关注凡俗人生,认同公众生存体验,张扬平民生存价值以及文本中的“无英雄化”等方面。而在历史题材领域,新写实小说也同样呈现出对历史神话的消解,注重表现历史的边缘性、偶然性以及轮回感等,表达了对正统历史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