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头彻尾的闹剧——《还珠格格》批判

《还珠格格》的走红,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不学无术、狗屁不通的“小燕子”居然成为海峡两岸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成了影响一代人的“英雄”,这真让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文化工作者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心疾首。笔     

从《红楼梦》中英本中的“死亡”委婉语浅析中英文化差异

英汉“死亡”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本文通过对《红楼梦》汉、英版本的“死亡”委婉语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出这一语言现象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差异。     

情定“东门”——《诗经》“东门”印象

“东门”是《诗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地点名词,以“东门”为题的五首诗歌无一例外的都是爱情恋歌,考察这一系列“东门”意象的诗歌,可以窥见它们在《诗经》中表现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及文化习俗.     

试论“石生人”母题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石生人”母题的起源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的想象,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包括少数民族和边远部落的祖先来源神话传说,这一母题正式发生与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明清章回小说《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红楼梦》中都有对“石生人”母题的运用,分别为“石生人”母题的“妖化”、“魔化”、“仙化”及“人化”演变。探究文学作品中有关“石生人”母题的运用,不光揭示着这一母题强大的生命力,更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艺术魅力。     

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 ,在经济上出现了“私门富于公室”的现象 ,在政治上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 ,在学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学在四夷”的现象 ,这些现象都标志着春秋领主制的崩溃 ,意味着思想的大解放 ,神的世界的枷锁开始被打破 ,人的价值得到一定的尊重 ,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孔子所说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卫灵公》）在这新旧交替 ,思想解放的大变革时期 ,“士”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应运而生 ,成为变革旧制度的先锋战士也是势所必然。孔子作为…     

试论《呐喊》、《彷徨》的文化情结

《呐喊》、《彷徨》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文本，代表着新文化的“反传统”特征，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两本小说集的实际。《呐喊》、《彷徨》既表现了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这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错综纠缠，体现了鲁迅一种特有的文化情结，构成了《呐喊》、《彷徨》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从委婉语翻译看译者的风格——以杨宪益英译《红楼梦》为例

委婉语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本文通过探讨委婉语翻译与译者风格这二者的关系,进而导出死亡、丧事和疾病等这三类委婉语中所透视出的以直译为主的译者风格。     

从胡潇《文化现象学》诠释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困境

武术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传统”形象所对应的现实世界确呈现出对武术的质疑、怀疑等负面现象,将武术引入时代的困境之中,甚至影响了文化的传承;为了理清这一现象的因果关系,破解传统武术的文化之困,研究以胡潇《文化现象学》为理论支撑,应用其观点和方法,从哲学视角,以人为本,借助多领域的材料,从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的文化为起点,追溯文化的本质,从传统武术历史社会中的“生”与“活”的生态土壤,探究其文化存在及发展的动能,最终反映出,现在的武术在人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社会制度的体制能动中技术形态发生本质性的迭变,精神世界的传统观念得以传承并艺术化的超越现实,而对应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理想形成了功能性错位。     

“精卫填海”与“泽之悦”——中国古人精神生命活动的两种符码

“精卫填海”与“泽之悦”是古代典籍中与水有关的两个文本。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它们与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将二者作对比分析,从古人对水的不同态度中,可以发掘出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     

“有滋有味”才能“有声有色”——谈谈哲学课的“五味”

但凡一堂好课,听者最直观的印象是“好听”“有味”,《经济生活》要有“经济味”,《政治生活》要有“政治味”,《文化生活》要有“文化味”,《生活与哲学》自然要有“哲学味”。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哲学课缺失哲学味的现象较为普遍,或把抽象、思辨的哲理生硬、肤浅地灌输给学生,     

《说文解字》正篆——重文间同义换读关系辨析

“同义换读”作为正篆与重文间关系的性质之一,若只局限于通过在共时层面排除异体和假借的关系,以其意义相通进行确认,而不考虑汉字在历时层面的发展源流和演变脉络,就难以得出完全客观准确的结论。在对《说文解字》正篆与重文间“同义换读”关系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存在与“同字异词”和“同形字”两种现象相混淆的情况,必须在明确“同义换读”概念性质的基础上,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对正篆与重文间“同义换读”关系进行辨析,说明这一现象的复杂性。     

后殖民语境下解读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中的文化杂糅

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贡献之一就是首次将香格里拉这一“乌托邦”和“天堂”的代名词引进西方人的词汇和意识中。文章通过对小说中中西文化杂糅现象的分析,力图揭示作家文化多元的意图无法掩饰其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西方对香格里拉的接纳和认可是以对西方文化的尊崇作为前提。只有通过与西方文明的交织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这一被边缘化他者的真实价值。     

《百家讲坛》现象凸显荆楚艺术的后现代传播价值

《百家讲坛》催“火”了中国传统文化,让国学一时之间大“热”起来,这一现象启迪了荆楚艺术的后现代传播。荆楚艺术以其博大精深、浪漫瑰丽的艺术特色而自成一系,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有着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它在现代遭遇的曲高和寡的难题,面临着传播与发展的困境。后现代是高度关注公共意识的时代,重视精神信仰,主张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以“社区”和“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播。它的莱些合理观念可以帮助解决荆楚艺术的传播问题。     

融合·冲突·缝合——从郭小川《深深的山谷》看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

在“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出现了创作动机与实际效果之间有趣的相悖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诱因在于文本的复杂性,诗歌表层上讲述的是从“合”到“分”的“爱情”故事,而在深层上则以“爱情”故事为依托。反观与思索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融合——冲突——缝合”的动态过程,表层上讲述的是“他者”的悲欢离舍,深层上叙说的却是“自我”历史记忆及现实体验中的欢乐与痛苦。     

《沉溺》中的拉美男性气概

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的小说《沉溺》,讲述了多米尼加一家的移民经历,展现了独特的拉美文化对移民者的重大影响,其中,拉美男性气概对两性的要求长期约束着移民者的生活.推崇“男权主义”思想的拉美文化提倡以征服女性为核心的男性气概,这一文化特征构建的坚强勇敢的“硬汉”形象令人动容,而在两性关系中的“花花公子”形象也使移民者成为受害者.《沉溺》中,迪亚斯不仅就这种文化现象进行描述,还揭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并描述了移民者因此受到的创伤,表明移民者要解决这一艰巨又漫长的困境过程.     

美国经典情景喜剧跨文化传播的文本解析——《老友记》剧作特征的另一种视角

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在中国的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文化传播效应.这种文化现象的显性表征,为我们带来了研究的命题和思考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呈现的经典样本.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突破了文化的“陌生人”、“边缘人”的概念,启发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本意识.由此,在求同存异的目标价值下,从《老友记》的剧作出发,在剧作的形态特征、内容特征和叙事特征三个层面对其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总体梳理,通过剧作这把钥匙打开跨文化传播的门径,探寻其规律构成.     

一发窥世态 摇曳自生姿——《剃光头发微》解读

这是何满子巧妙地借助《人民日报》的“剃光头事件”,所写的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杂文。古人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头发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生理现象,同时还具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受诸父母”的头发不该伤而伤之或被伤之,就     

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研究之一

“工农兵诗歌”创作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想象方式经历了“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两个阶段,这两种想象方式使“工农兵”形象趋于“符号化”并最终走向“完型化”。透过诗人想象方式的前后变化以及符号化“工农兵”形象的价值化过程,人们能有效探察“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显现方式,以及特定文学现象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即兴表演在路上——爵士乐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在路上》（On the Road）是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最重要的作品,它堪称是“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小说出现了多次对爵士乐的描写。本文将从爵士乐的角度出发,结合爵士乐这一黑人音乐反映的音乐文化现象和它的特点来讨论战后“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状态以及小说《在路上》中人物的生活状况。     

论《狼图腾》葛浩文译本中的变异现象

姜戎的《狼图腾》主题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当下的生态问题相合。在西方世界,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为海外读者所接受。不可避免的,葛浩文的英译本中存在大量的“变异”现象,正是这些现象造就了其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从比较文学变异学为视角来看,聚焦葛译本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变异现象,可以分析出葛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其后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可知译本“变异”是中华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