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调解与新农村建设——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调解作为一种“说理-心服”模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比较适合于乡土社会的。构建调解机制应从四方面着手：一是调解机构,主要有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乡土权威组成的机构、律师事务所、由“法律人士与乡土权威”组成的机构等四种模式,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二是调解范围,主要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三是调解依据,主要有国家法与民间法,二者的解决原则为民间法有条件的优先和利益比较原妣;四是调解效力,笔者在无效说、合同说、等同说、时效说、强制执行说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附时效的强制执行说。加强调解机制的构建,对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乡土社会村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与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是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的法制传统。本文旨在简要介绍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类型及特点,分析它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统调解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以期对我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能有所借鉴。     

乡土社会生成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价值

体育文化全球化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面临机遇与挑战。民族传统体育植根于乡土社会中，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内涵。从社会(乡土社会)结构的视角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对其现代价值的定位及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救济/民间调解的合宜性

文章以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对社会救济/民间调解的历史与现实等分析,从理论机理、法律弱点、文化积淀、社会土壤、制度缺失等方面阐释民间调解的合宜性,进而得出经重塑的民间调解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需求的结论。     

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解读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它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体现了息讼、教化与和谐等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它对维护古代中国的安定和有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又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农村纠纷成因及解决偏好分析

新时期,农村社会由于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农村的建设开发以及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等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纠纷.通过分析矛盾的成因及村民在纠纷解决中的偏好发现,由于诉讼成本较大,农民在纠纷产生后,更注重于熟人的调解,但应当在国家法的框架内,因时因地合理解决矛盾.     

从《乡土中国》解读中国传统农村社会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和认识。认为社会秩序实际上靠的是“血缘、地缘、家庭”——三位一体的乡土精神来维持，根置于土地的乡土精神是中国农民生存的动力所在。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血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人们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     

浅谈农村矛盾纠纷的调解

2012年10月,根据市局安排,本人被安排到某农村派出所从事社区管理,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在近一年的社区管理中,个人接触最多、感受最深的就是农村矛盾纠纷调解,对此,本人认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总结了一些粗浅的方法。     

ADR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构建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农村依然具有浓浓的乡土性.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失语给了ADR制度一个展示其优越性的机会.文章通过对乡土社会特点的分析,发现了ADK制度与之契合之处,在论证乡土社会构建ADK制度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构建想法.     

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调解作为一种权力技术

基层社会中,集体主义取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社会失效,纠纷的解决更依赖于具有权威性的基层司法机构。受现代法制化建设以及司法资源稀缺等因素的影响,基层司法机构规避了调解这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法律程序主义的审判形式,似乎实现了规则之治。然而审判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的纠纷,法律在乡村社会无法有效运行。基层司法机构的法律程序主义与策略主义一样都是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体现。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     

论人民调解在农村存在的根源及其机制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能够长期在我国农村存在和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的,它在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农村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调解的范围、效力以及调解组织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调解制度作用的发挥。为了更好发挥人民调解在农村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必须从各个方面对调解制度予以健全。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探析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法律制度是中国传统无讼文化的最佳追求、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和中国传统秩序统治的理性选择。中国法治理想的实现必须深深依赖于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挖掘与升华。     

构建和谐的农村体育服务体系的研究

依据"和谐社会"的相关理论,对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农村群众健身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究,适时地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与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对策。以期为进一步探讨和谐社会与发展农村体育之间的关系,和谐推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

通过调查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由于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过少导致的学习问题,由于缺乏亲情导致的生活问题,由于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导致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家庭方面的原因,学校方面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加大社会力量帮助儿童的力度,建立农村社区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在农村学校教育中增设心理课程。     

中国民间传统：它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中国的传统,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发生变迁,并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存在着各种差异。一般所习称的“传统,”多数情况下是指上层社会的精英文化传统,与下层民间社会相沿的习惯性传统有着许多迥异之处。本文从较为宏阔的视野,结合历史上个别细致的事例,对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作了一定的考察,并具体讨论了它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     

论农村构建学习型社会中政府责任的必要性

农村构建学习型社会是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中之重。农村各种资源缺乏的现状、构建农村学习型社会的准公共物品特性以及政府在制度创新和模式选择方面不可替代性等,都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构建农村"学习型社会"中承担应有的责任。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调查研究报告

通过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所做的调查 ,我们较为准确地掌握了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 ,从而得出了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相关对策 ,以期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视点

我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2200多万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要构建政府主导、家校联动、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治理模式,以形成健全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了出来,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新要求。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的一元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功能。但是,目前这一制度已不能满足21世纪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现实迫使我们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