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播州土司文化建设与对外交流

播州土司以其统治时间长、领辖范围广、势力强大而著称西南.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播州土司杨氏所进行的文化建设与对外交流,从而使播州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长期保持良性互动.其文化建设主要包括重金延聘名师,传播汉族文化;开科取士入播,士子进身有望;遣子弟入太学,培养大小土司;土司承袭子孙,必须读书习礼;创建土司官学,扩大教育对象.其对外交流主要包括朝贡——礼尚往来,互动深化;征调——饱含三种情怀,忠君爱国民族.     

播州土司经济制度的文化变迁

播州土司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其所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也与其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环境有联系。唐末杨氏领播,文教寂灭无闻,直到南宋初杨氏十一世土官杨选开始择师礼贤,注重文教,土司教育才开始了它的进程,这对促进播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播州土司经济制度的变迁是有其文化原因的。     

万历“播州之役”爆发原因再探——以“五司七姓”为中心进行考察

明初在播州共设立十个土司,"五司"是距贵州较近的草塘、黄平、余庆、白泥、重安土司。随后播州崛起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豪族,是为土目。万历时期,"五司七姓"与播州宣慰司杨氏的矛盾激化,"五司七姓"之民告杨应龙谋反。朝廷命川贵官员处置,奏民又不断阻扰和破坏,使杨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逐渐恶化,最后引发"播州之役",播州改土归流,推动了与内地一体化。     

播州杨氏土司墓群揭秘的播州史事——兼谈杨氏墓葬体现的“华裔杂糅”的文化交汇融合

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它和湖南、湖北的另两座土司城遗址一起,2015年被列入了“中国土司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西南民族地区中,播州杨氏是最强大的土司势力之一,从唐至明统治播州地区700多年,除海龙屯之外在贵州大地上还留下了众多与之相关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当数杨氏家族墓群。在考古工作者持续不断的探究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清理发掘并确认了杨氏自唐末杨端至明末杨应龙29世土官或土司中15人的墓葬。文章通过最具代表性的杨粲墓、杨价墓、杨辉墓等出土的器物、壁画、碑刻、石刻等,揭示杨氏墓葬体现的“华裔杂糅”的文化交汇融合,并结合文献阐释文物背后的史实。     

多元一体:播州土司时期民族文化论略

播州杨氏土司在历史上曾统治播州七百余年,此时期的播州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导向,以仡佬文化为主体,同时混合交融彝族、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播州土司时期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风貌。     

播州土司军事力量强盛情况探析

杨氏土司统治播州长达700余年,其军事实力在元明时期非常强盛。在700百余年的统治中,积极参加中原王朝对各民族反抗的镇压,服从征调不断与外族侵略军作战,表现出强大的军事作战能力。究其原因与杨氏内修政治,发展经济,"务农寓兵"有密切联系。播州土司军事力量的强大,维系了播州地区700余年少受战火蹂躏,对于播州及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播州土司制度的再认识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播州土司制度始于元代,完备于明初,终结于明末万历二十八年。勾勒、梳理播州土司制度的历史轨迹及其历史作用,无疑有助于黔北历史文化的研究。     

播州土司——杨汉英

杨氏始祖杨端自唐时人黔平播,留播自任播州刺史,杨氏从此开始了对播州长达七百二十五年的统治。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攻占宋都临安,宋亡。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使臣到播州招降,杨氏第十六代传人杨邦宪见大势已去,纳土归附元朝,仍袭守播州,升任宣慰使。元十九年(1282年),杨邦宪死,其子杨汉英承袭父职,他励精图治,平定叛乱,注重文教,发展经济。因对发展播州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为维护西南边陲统一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元朝廷的赏识,立传于《元史》。他一生中被元世祖、     

明代平越军民府行政建置辨析

万历平播之役后,明朝趁势在播州旧地改土归流,于翌年置遵义军民府与平越军民府。关于平越军民府的行政建置,史籍对此记载比较混乱,主要异点是平越军民府到底是辖一州三县还是一州四县抑或二卫一州三县。文章认为,平越军民府原议设四县,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或将龙泉县还归石阡府。平越军民府不辖卫,有明一代,此府辖一州三县。     

“海龙屯”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

海龙屯,旧名海龙囤,古名龙岩囤,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白沙村龙岩山上,是宋、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具有险、雄、奇的地理特征,体现了冷兵器时代据险以抗强敌的军事防御思想,是八百年黔北土司文化的物化表现。其地名有着特定的历史地理内涵,反映了黔北特殊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     

明代黔中王学不入播州考

"王学"在明代影响至巨",黔中王学"因其与王阳明谪居贵州和龙场悟道的特殊因缘,而成为"王学"的重要一支。但是,整个明代,与贵阳仅一水之隔的播州(今遵义)地区,却不见任何"王学"影响的痕迹。造成此历史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播州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抵制,二是明代播州地区汉文化水平的普遍衰落与文化发展环境的恶劣,三是播州隶属关系的长期不确定,使其未能有效对接中央文教政策。而"王学"不入播州这一文化现象更深层反映的是汉"夷"文化的交往,以及土司制度对文化交往的影响。     

遵义方言中的古汉语词汇述例

黔北遵义,秦属巴郡,汉归牂牁,唐名播州,从元代改称播州军民宣抚司隶四川行省,明代一度属贵州,后又隶四川。至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划入贵州布政司。遵义历史上长期归四川辖制,是古代黔地通往中原的桥梁,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因而开化较早。上溯两汉时期,著名学者舍人、盛览、尹珍等就成为黔北文化的开山,在传播中原文化上作出了显著成绩,下迄清代中后期,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遵义名贤,在黔北文化的继承     

揭开播州土司历史面纱的力作——评李飞等考古学报告《海龙屯》

海龙屯是播州杨氏的军事要塞和统治据点,其一生主要经历了南宋时期的修建、明万历时期的重修和平播战争的破坏。自中国启动土司遗址申遗以来,土司研究进一步深入,有关于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愈发得到各界的重视。贵州省海龙屯遗址考古团队,自2012年开始历时八年对海龙屯进行了实地考古工作,而于2022年付梓出版的四卷本《海龙屯》,正是这一工作的结晶。《海龙屯》以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融合的视野,全景式地剖析了海龙屯土司遗址,可谓揭开播州土司历史面纱的力作。     

从“卫治”到“府治”——明代贵州都匀府设置始末

明朝建立后,延续元代土司制度的同时,又适时改变了这项单一的统治模式,在“四面皆夷”的贵州广置卫所,以作为王朝治理的“先行军”。“蛮地”转变为“卫地”,是明廷以“卫所”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而将都匀卫改制为“军民卫”更强化了这一举措,既统领军政,又“辖土治民”。因而,“军民卫”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弱化与倚仗土司势力之间,明廷的总体思路是将卫所不断“民化”,削弱土司势力,构建“郡县化”的王朝治理体系。至弘治年间,明廷再次改制都匀卫,设置都匀府,析分“二州一县”,由此,“卫地”演变成“府地”。为稳固统治,明廷在黔南构建了“府卫同治、流土共治”的政治结构,进而分化土司、布施教化、编户定役、增修城池,初步实现了“府治”局面。从“卫治”到“府治”的过渡,是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创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既以多样性的地方治理填补薄弱的统治基础,又适时布展王朝统治触角,逐步确立起“郡县化”的主体治理体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卫所的中转与铺垫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这一过渡的核心是中央王朝整体的政治调控与制度张力。     

“杨保”名义演变考

“杨保”名称的出现当与唐代中晚期边地军事设置“堡”相关。杨端进入播州后,征服当地僚人,得到僚人信服,“堡主”演变为“保主”,杨氏及其部分随征将士成为“杨保主”,僚人及部分随征将士成为“杨保子”;播州杨应龙被平定以后,明朝对播州进行处置,将播州一地民众笼统称为“杨保”。在杨氏主播期间,播州的改土归流,杨氏存在着“本土化”“播州化”“夷化”“蛮夷互化”的过程,因之,“杨保”也就存在多重民族属性。     

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

地缘政治学是观察社会行为主体相互关系的一种视角,其理论构建对于思考民族边疆问题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明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间的政治博弈,在明王朝的控驭下,从双方互利合作到失衡、对抗最终爆发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明朝铲除了杨氏在黔北七百余年的统治。探讨明王朝与黔北杨氏土司的关系及其变化的基本历程,可多角度、多层次地总结明代治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从杨应龙之乱的发展进程看其叛乱性质

对于晚明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的性质认识,明末即略有不同,今人更有较大分歧。考其缘由之一是对杨应龙之乱的观察角度,研究者各各有异,导致对杨应龙之乱性质的结论相去甚远,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廷因图谋在播州“改土归流”逼迫杨应龙而杨应龙并没有叛乱。针对这一结论,文章从杨应龙反乱本身即反乱的发展进程去考察其性质,以说明杨应龙之乱性质确为叛乱。     

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播州宣慰司地处偏僻,杨氏借其列祖余威经略播州,自洪武至万历历经九代,多次受赐服,所赐之服不仅有品官的官服,还有麒麟服、蟒衣、飞鱼服.赐服制在明中后期形成滥赐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明中后期中央集权制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明中央政府财力匮乏时的管理新手段.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经历就比较典型.     

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播州宣慰司地处偏僻,杨氏借其列祖余威经略播州,自洪武至万历历经九代,多次受赐服,所赐之服不仅有品官的官服,还有麒麟服、蟒衣、飞鱼服.赐服制在明中后期形成滥赐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明中后期中央集权制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明中央政府财力匮乏时的管理新手段.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经历就比较典型.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一)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约725年,见证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几个阶段.根据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自第一世杨端至第十世杨惟聪为第一时期.文章梳理第一时期历史沿革,认为可分三个阶段,一是杨氏作为外来汉人,未采取任何汉化措施,相反注重与当地民族相融合的阶段;二是站稳脚跟势力渐强后,家族因权力之争内部矛盾凸显阶段;三是规范家族权位继承体例阶段.总的看是杨氏巩固其在播州的存在地位并逐步完善家族团结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