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吧”到“跳舞吧”

“吧” ,不是语气词“吧” ,而是实语素“吧”。对中国来说 ,是一种外来文化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借以还魂的载体 ,成为都市中的一个新的流行语。     

二十世纪“诗言志”探索的学术突破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二十世纪中国学者对“诗言志”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本世纪上半叶,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原本跟‘载道’差不多”,这是从传统诗论的角度进行研究。九十年代,叶舒宪先生又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诗言志”与“寺人作诗”有密切关系,这是“诗言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论穆日“新的抒情”与“中国性”

“新的抒情”是诗人穆旦在上世纪40年代为超越以往诗歌抒情和想象方式,而提出的一种诗学主张。本文从考察穆旦“新的抒情”得以出现的错杂语境入手,通过分析这一主张的意向及其在1940年代文本实践中的具体情形,探讨它所包蕴的现实性和“中国性”,指出在新诗中并不存在先验的本质化的“中国性”,只有不断丰富、拓展因而变化的“中国性”;穆旦的探索表明,新诗的“中国性”并非与“西方”、“现代”相对,进而言之,所谓中国新诗的“主体性”,其来源也不仅仅限于单一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充满了诸多驳杂的异质因素。     

“英雄”的“根”在哪里？

本文以发表在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为引子,认为“潘晓”在信中暴露出了某种两难之境——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不再可干誊另一方面,为那一理想所打造出来的“精神结构”又需要理想来填充。本文将“潘晓”的这一难题视为一个创作母题,认为1980年代前半期,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军旅文学”,同样分享了“潘晓”的这一难题。这使得它们一方面不得不让“革命政治”退场;另一方面,“乡土中国”虽然能够成为一个“反衬”性的资源,却又不足以成为支撑新的“正面人物”的“根基”,新的“正面人物”,似乎总是陷入“无根”的状态。     

将“特色理论”融会到“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的思考

将“特色理论”融会到“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的思考王毛生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江泽民同志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指...     

“中国威胁论”的背后

旨在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中国威胁论”，是新的国际局势下“黄祸论”的翻版，是意识形态“领域“冷战”思维的继续，是帝国主义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其目的是削弱、孤立、搞跨中国。这种违背常理、不合时宜的论调既损人又害己，必然遭到中国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国家的反对。     

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三个代表”的要求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 ;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标准 ;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和为人民谋福利的最高价值标准。“三个代表”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高度 ,进一步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 ,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理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 ,具有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理论意义     

“教育券”的多重视角

四年前在中国大陆浙江省长兴县开展的“教育券”实验以及其后的“监利变法”等各地的“教育券”实验,都曾经让人们兴奋和充满了期待,认为一场改变中国公共教育资源传统配置方式,进而引起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已经启动。四年过去了,原来预期的变化并没有发生,虽然还经常有关于“教育券”的报道,但传统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依然故我地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教育券”实验在中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教育券”在中国的前景如何?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教育券”实验、教育效率和教育公平以及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人迫切希望了解的答案。本期专题“教育券的多重视角”组织了4篇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为读者提供分析上述问题的新线索。在这4篇文章中,有3篇是以“教育券”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缩写稿,分别提供了长兴的案例、美国的案例和关于“教育券”与教育公平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堪称近年来研究“教育券”问题的力作。另一篇是在对全国有代表性的“教育券”实验区开展最新调研基础上为本专题撰写的专稿,是一篇关于迄今中国大陆“教育券”实践总体情况的一个述评,有助于读者超越“教育券”的具体实验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这一组文章后,对中国大陆的“教育券”实践会有新的认识。     

王夫之对“兴”论的发展

“兴观群怨”之“兴”是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前人孔安国、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人对此都做出过解释。清人王夫之用“情”把“兴观群怨”四者统一起来，立足于他的情景观和现量说，对“兴”这一范畴做出了新的独到的解释，把我国的诗歌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探析

从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出发,通过分析其思想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一次新的理论飞跃。其后又深入分析了与时俱进的哲学内涵,并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前瞻,是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在新世纪的新的理论武装。     

弘扬“好八连”精神 践行“三个务必”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实履行我党我军根本宗旨的先进典型,是保持党和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的一面光辉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好八连”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铭记初心、践行使命是“好八连”精神的核心内涵;艰苦奋斗、拒腐防变,是“好八连”精神的鲜明特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好八连”精神的动力源泉。     

论“绿色壁垒”的基本特征

“绿色壁垒”是中国贸易中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本义为“绿色壁垒”有四个基本特征,名义的合理性,形式的合法性,内容的广泛性,方式的隐蔽性。     

追求真理 开拓创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宣言，它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第一重大现实问题，向中国和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是“三个代表”。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及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发，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回答了“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的世界性的历史课题，从而实现了党建理论的创新，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和合”意蕴

中国的“和合”文化主张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它决定了我国历史上对于国家统一的诉求。西方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结束了西方各国内部的长期分裂状态,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思辩表达,它与中国文化中的“和合”观念有很多暗合之处。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它与中国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一起构成了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渊源。揭示西方文化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我国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内在关联,能为我们正确处理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新的价值参考。     

董仲舒“三维一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有一个核心理念,即“三维一体”。其中,“三维”是指“奉天”“法古”和“爱民”,“一体”是指“大一统”。“三维”是“一体”的基础与手段,而“一体”则是“三维”的目的与结果。董仲舒的“三维一体”既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又有深刻的现代意义。立足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赋予“三维一体”以新的内涵：天道合法性、传统合法性与民意合法性组成了新的“三维”,而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则是新的“一体”。这种新的“三维一体”观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伟大复兴。     

傅作义“爱国思想”评析

傅作义前半生的“爱国思想”还存在严重的局限性。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封建观念对他影响较深，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他来说知之甚少。他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并对自己的前半生加以反思之后，便对“国家”、“政权”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促使其爱国思想出现新的飞跃，也给历史留下了新的启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引出的话题

一、“中国制造”的美誉与尴尬改革开放使中国抓住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难得机遇,通过主动承接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大潮,中国在短短20多年内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一个新的庞大的加工制造中心。目前“中国制造”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的已达170类。2001年5月,日本通产省公布了名为《面对21世界对外经济政策挑战》的贸易白皮书,提出如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中,“中国制造”的电器产品已占第一位,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雁行结构”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急剧成长的中国经济。自日本抛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论调以来,国际媒体掀起了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浪潮。其主要论调是:一曰“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龙头,中国经济这样高速增长,最终将吃掉全世界”;二曰“中国独自取胜论,中国将要接管全世界”;三曰“中国经济的崛起将形成亚洲区域的经济黑洞,吞噬包括韩国及东南亚在内的同质经济体”;四曰“中国制造会使世界经济对中国如此依赖,可能会因为战争、恐怖主义或社会问题、自然灾害而引发供给的断裂而陷入危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外媒体都支持“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中国是世界上投资最安全的地方。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同时也就“世界工厂”的提法提出了很...     

从“输血”到“造血”，需要学校管理变革

随着国家教育新政不断推行,教育正在发生变化,“流动”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关键词。“教师流动”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教师管理制度、教师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培训等都会有差异。面对这些差异,如何让“交流教师”比较快地适应新的环境,真正成为学校新的“血液”？这就需要学校管理者积极并且及时地进行管理变革,以应对这些变化。     

“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点,这一理念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中和”、“协和”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伦理观;而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以“全球共同价值观”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两者的共性、个性以及前者与后者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探讨和谐世界理念与全球治理理论的关系问题,从而得出在面对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谁更具有实用性、谁能更好地满足世界需要的结论。     

“三件大事”深刻意蕴的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新时代十年党和人民经历了“三件大事”的概括，具有深刻的意蕴。“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三件大事”，形成党中央的方位叙事，鲜明昭示了党和人民接续奋斗所处的位置，以标识性的事件明确前进的方向，以方位揭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第一件大事标志党历经百年迈上新的历史征程，表达砥砺奋进再出发的意志。第二件大事标志党引领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展现新时代是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是彰显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第三件大事标志中华民族站在实现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三件大事”的方位叙事对保持时刻牢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清醒和坚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