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会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正当抗战取得胜利，国共两党关系紧张之际，蒋介石连发三电，相邀和谈。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鸿门宴”的典故，何况不久前蒋介石的发言人还在招待会上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毛泽东深知蒋介石的底细，因此对于第一次来电极为冷淡，但毛泽东最终还是去了重庆。这从不去到去，当然经历了一个极其审慎而积极的思考和准备过程。归纳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毛泽东重庆谈判前的战略思维分析

战略思维是一种具有统揽全局性的思维,它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扩大观察的方方面面视野,作到全面而有效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及发展趋势．是新时期干部必备的思维方式。重庆谈判前,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独具特色,他静观时局变化,巧用模糊策略,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并乘势而进,迎来和平一线曙光。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维,对今天培养和提高党政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极有启发意义。     

重庆谈判背后的一份绝密电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16日和23日三次给延安发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周、罗两人几天来四处打探毛泽东动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两人给重庆发去密报：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的公众形象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他以非凡的胆略，博大的胸怀，真诚的言行，高超的斗争艺术为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和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他在公众在面前表现出了伟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宏大的气魄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树立了共产党人热爱和平、争取和平的光辉形象。     

古田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解决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古田会议,但他对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以及会后的贯彻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周恩来为人民军队的创立与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简论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两大巨人,是中华民族历史银河中一对璀璨的明星。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相配搭的领导体制,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是我们党的历史性选择     

平常岁月里的毛泽东

最后两年,毛主席再也没有抽过烟 毛泽东的烟瘾很大。据曾任毛泽东卫士的周福明回忆：重庆谈判时,因为蒋介石不吸烟,也讨厌烟味,所以,毛主席在谈判时始终没吸一支烟。这对于一位每天大约要抽50支烟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又是多么大的考验。事后,蒋介石不得不叹服：毛泽东非一般人所及,从谈判中不抽烟这件小事可见他的意志。     

周恩来对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为全党所认识有一个过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在舆论上、组织上、军事上都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贡献

在半个多世纪里，周恩来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不断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倡导优良作风等，这些理论都大大丰富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贡献

在半个多世纪里，周恩来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在不断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倡导优良作风等。周恩来的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的人民利益观及其当代意义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闪耀着保护人民利益的思想光辉,提出了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强调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来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张,揭示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苗土关系、鱼水关系,从而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利益的原则要义,为创建人民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南,为当代中共党人不忘初心牢记关切人民利益问题,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实践遵循。     

周恩来对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为全党所认识有一个过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在舆论上，组织上，军事上都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矛盾与时局关系

《大公报》这份民办报纸自办报伊始素来以坚持爱国为公、民族正义占有一席之地。在对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与报导上,《大公报》重庆版却显现出显有的立场矛盾。针对这一事件,国共两党机关报均从各自立场出发,进行舆论宣传。然而,《大公报》却表现出特殊的立场——既大呼盼和平、免内战,又鲜明地站在拥蒋立场。这一特征既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反映,也是重庆谈判时局下其＂国家中心论＂情结,国民党的间接压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接触不足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毛泽东与周恩来互逸趣对

有一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到湖南视察。一天,两人同乘小轿车浏览长沙市容。车行至湘江橘子洲头。目睹江面上帆影点点,百舸竞渡,毛泽东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在此与同学们纵论天下的情景,不由得豪情勃发,提出与总理对联互逸,他即景咏出上联：“桶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毛泽东、周恩来处理中苏关系的思想之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毛泽东、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差别;历史进入六十年代,在对苏联外交战略上,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了各自的外交风格。     

毛泽东与周恩来政治风格之比较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风格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毛泽东偏重于斗争思维、理想主义与举重若轻 ,而周恩来则主要表现为求同思维、现实主义与举轻若重。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信访工作

我国信访工作发展到今天,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和进步,这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重视与关注密不可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重要观点,诸如必须重视人民来信,落实解决群众正当要求;不准随意检查扣压追究人民来信,处理人民来信以理服人循循善诱;热情接待负责处理,接待室位置醒目,交通方便等,为信访工作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林彪事件”的不同认识及其后果

“林彪事件”后,对于“林彪事件”是“左”还是右,毛泽东和周恩来存在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认为是“左”,而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暴露了其极右实质.党内高层对“林彪事件”实质认识的不同,使周思来纠“左”努力受挫,“文化大革命”又持续了5年.     

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贡献

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以其远见卓识和人格风范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谈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祖国的完全统一大业,殚精竭虑,辛勤耕耘。在新中国建立后,始终把“解放台湾”、完成祖国完全统一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并适时实现了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战略转变,提出了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倡议,从而有力推动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两位伟人密切合作,洞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并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他们的伟大贡献,相得益彰,交相辉映,铸就了中华民族走向完全统一的辉煌之路,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