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失到赞美：央视春晚农民工叙事之流变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央视春晚作为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全民盛宴,它不仅在全国人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重要记录者。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央视春晚对农民工形象的的塑造与诠释,勾勒出农民工形象的特点及流变。     

从缺失到赞美：央视春晚农民工叙事之流变

继2011年旭日阳刚的一首《春天里》唱响央视春晚后,2013年河南＂农民魔术师＂丁德龙和唐山＂卖菜大妈＂张学敏分别以娴熟的魔术技巧和漂亮的＂海豚音＂再次亮相春晚,向全国观众展示了农民工的独特魅力和艺术风采。央视春晚作为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全民盛宴,它不仅在全国人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     

央视春晚舞台多媒体之嬗变

本文分析了央视春晚舞台多媒体的发展变迁,认为其在影像内容和影像载体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春晚舞台多媒体也开始摆脱了单一的、附属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春晚的主导,完成了与节目、舞台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春晚舞美效果的极大提升.     

都市类媒体中农民工形象流变研究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30多年里,媒介塑造的农民工形象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变化。本研究拟在再现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迁,揭示媒介在农民工与整个社会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剖析媒介在农民工形象传播中的得失,为其客观公正地反映农民工形象提供实践范式,也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从仪式传播到主流意识形态培养——央视春晚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本文认为借助大众传播的模式特别是电子媒体具备的"主流化"共鸣涵化功能,央视春晚起到形成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的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构建国家认同,包括对内的国民身份认同,明确核心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以及对外表述"中国梦"国家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和全球目标等.     

农民工媒介形象嬗变——从“边缘人”到“新市民”

通过运用再现理论对《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的历时研究发现,媒体建构的农民工群体正在蜕去早期的形象,经历着从都市“边缘人”到成长中的“新市民”的时代嬗变。这对于正确认识真实的农民工群体,正确认识城市化过程中的表象及背后的社会心理变迁,揭示大众传媒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符号学视域下央视公益广告的叙事研究 ——以2019年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为例

公益广告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托于央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传播力,央视公益广告通过对符号的意义建构和情感表达,在勾起民族情感和价值观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个暖心的故事中,受众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热爱油然而生.2019年央视春晚以《美丽中国幸福年》《新春新声》和《过年》三个公益广告亮相,通过独特的年文化符号系统,用日常生活元素来进行文化承载和情感关联,得到了受众的广泛好评.     

电视节目中的广东人形象研究——以央视春晚小品类节目为例

为了解电视节目中的广东人形象,并比较这种形象与现实中人们的看法是否相符,本文以央视春晚小品类节目为例展开调查分析。研究发现春晚小品中的广东人角色有一定的刻板形象,此形象与直接接触过广东人的外地人被试心目中的广东人形象最为接近,没有接触过广东人的外地人被试次之。广东人被试心目中的广东人形象与春晚小品广东人角色之间则存在较大差异。     

从GOOGLE看社会新闻中“农民工”形象的缺失

社会新闻，在《新闻大辞典》里是这么定义的：“社会新闻包括的内容有，一、日常生活中的新人新事：二、新道德、新风尚的事例；三、社会人物生活与活动；四、恋爱、婚姻、家庭；五、民事、刑事案件；六、社会秩序、安全；七、民土人情、风俗习惯；八、揭露坏人坏事，抨击恶风陋俗以及人口、市政、风光、衣食住行等。”①而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     

从小说到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的叙事转变

2018年,青年导演胡波凭借遗作《大象席地而坐》获得国内国外多个大奖,这些奖项是国内和国际观众对这位已故的优秀青年最好的纪念礼物.同时,《大象席地而坐》斩获大奖也引发了电影各界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导演和其遗作极大的关注.胡波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成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在原作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人物线索,也同时改变了影片的叙事结...     

从《大烟》看项美丽的中国叙事

《大烟》是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关于中国题材叙事作品中备受西方世界肯定的一篇文章。文章通过对中国人抽鸦片过程的详细描写和西方人"我"成功戒掉鸦片的叙事,反映了西方作家在西方文化体系下对于中国的一种言说。     

我国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建构——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报道为例(2009-2018)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三家媒体2009-2018年关于女性农民工群体的报道进行分析。试图探寻女性农民工群体媒介形象的变迁,比较三家媒体对女性农民工媒介建构的差异,剖析媒介在女性农民工形象传播中的得失,为媒体客观公正地反映女性农民工群体形象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2013年后关于女性农民工的报道数量开始快速下降,叙事类型发生转变,女性农民工形象相较之前有所改善。总体上,女性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形象表现为正负面报道极端化。     

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再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媒介不仅参与了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而且其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解、认知农民工的模式的同时,也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并可能成为其行为举止的参考规范.因此,从建构论视角研究媒介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再现,分析再现的深层动因,解决媒介对农民工形象扭曲再现的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乡土到远方:微信叙事与空间生产

微信叙事已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呈现与记录了个体对世界的认识,让日常生活更具仪式感。其空间生产能力满足了自我延伸的需求,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一方面,它让我们在陌生人社会重新部落化,形成差序格局,于私人与公共空间中自由穿梭,实现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回归。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人类探寻未知的渴望与冲动,与陌生人接触,走向多个可能的世界,显露时代与传统发展的轨迹。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纪录片美学主潮的流变

新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生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应地,纪录片呈现出选题逐渐多元化、受众面扩大、意义传达回归主流、影像表达更具观赏性等特征.本文梳理了新时期以来纪录片美学主潮三次大的流变及产生这种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对纪录片美学在新世纪以来从选材到影视语言,从叙事模式到纪录观念等的新变进行了总结及未来展望.     

论中国海外形象:从流变机制到话语限度

中国海外形象的传播和流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探讨数百年来国家形象流变背后的机制问题,对于客观认识中国海外形象的多面性、复杂性,把握基本的形象构建原则,是一项基础性的要求。从接受心理学角度切入,中国海外形象的流变大致可归纳为呈现-再现、呈现-误读、呈现-歪曲、呈现-对抗、呈现-理解五种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海外形象的构建需要把握接触、共赢、共同话语、共同价值四大原则及必要的话语限度。     

“电视的权力”:央视春晚仪式节目的文本读解

新闻性与艺术性,抑或强调信息传递与尊尚艺术审美之间,常常在电视创作实践中发生扭结与互渗。央视春晚的仪式节目恰是电视节目新闻性与艺术性扭结与互渗的产物,是深具仪式感的节目样态,是一台晚会情绪与情感的释放点,也是"电视的权力"在春晚中的施予与再现。通过文本细读,此类节目呈现出作为插叙短语的仪式套装、作为新闻事件的仪式再现、作为意义阐释的仪式展演等三种程式。     

从"奇观叙事化"到"叙事奇观化":再议VR影像的叙事问题

数字技术发展促使电影不断尝试新的叙事形式,数字叙事、互动叙事成为电影叙事学新的关注点.VR技术进入电影领域,在感官体验上使电影呈现出前所未用的奇观景象,继而激发起对VR影像叙事机制的研究.本文从对传统电影的叙事性入手,对比VR影像与传统电影在叙述机制中的区别与联系,以叙述和演示的关系为切入点,寻求建构一种VR影像叙述机制的可能.     

仪式的认同与解构:浅析新媒体语境下央视春晚面临的挑战

自1983年以来,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在每年除夕之夜上演的春节联欢晚会因其高规格、大规模、深影响而受到全球华人的广泛关注,成为最富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媒介事件。然而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主义消费热潮的兴起,受众的媒介接触和解读日趋多元化,央视春晚作为媒介事件的仪式性权威正在被逐渐消解。本文即从这一现象出发,首先界定了传统意义上作为媒介事件的央视春晚的相关特征,随后探讨在当今新媒体语境下,央视春晚所面临的变化与挑战,以及受众是如何参与和重构这一媒介事件的。研究发现,在新媒体语境下,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和传播技术的分屏化带来了受众注意力的分散,打破了央视春晚垄断性;另一方面,在"后春晚时代",受众的另类解读和反向解读也造成了意见的分化,媒介事件的价值认同受到冲击。     

从认同危机到伦理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出现了＂民工潮＂这一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产生了农民工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同危机。＂农民工＂进入电影,进而成为主人公,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外在线索可寻,但是＂农民工＂被影像化的内在过程和方式却较为复杂：先锋的策略、主流意识形态的政策需求,甚至是商业利润的考虑都渗入其中,这使得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发生了有意思的流变,并且在诸如创作者和农民工的关系、作品中人与人相处而呈现出来的底层社会的道德问题、底层影像与观众及真实社会底层受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陷入某种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