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解烦：从关注“网事”入手

社会烦闷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情绪,可以归结为一种负面的“情绪型舆论”,它主要是社会环境变动与公众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什么样的情绪型舆论,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传媒都不能视而不见,也都不能过分放大,否则会产生相反的传播效果。如果说将“网事”从网络媒体的信息海洋中打捞出来,是传媒解烦实践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传媒要做的就是冷静地进一步报道并解读“网事”,对这种负面的情绪型舆论给予疏导。     

疏导社会情绪的“缓冲地带”——试论大众传媒的解烦功能

解疑,释惑,一直被视为新闻传媒的传统功能,而其另一项根本的功能却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那就是解烦,或者说解闷、解腻——只是尚未为媒体自觉地理解与把握。     

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探寻

媒介知识分子常常被认为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叛和背面而出现,多数学者对媒介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带有明显的贬义。而事实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传媒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本文主要从媒介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意义。指出从历史的角度：传媒是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言说阵地;从现实的角度：专家意见报道和公共事务言说呼唤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发言;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介入传媒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和文化思想表达的重要渠道。     

“去碎片化”：传媒经营的新趋势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任何一种重大的社会进展(无论是政策面的还是技术面的)都意味着相当大程度上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重构和再造。现实地说,目前我国的传媒产业正处在这一重大的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而以网络     

试析“传媒歧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一、何为"传媒歧视"随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从单一的"喉舌"功能向"喉舌"与产业混合功能的过渡和转化,"传媒歧视"现象也随之出现。那么,何为"传媒歧视"呢?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国内方面,长江日报高级编辑罗建华认为,"传媒歧视"是与传媒公正对立的,带来新的社会不公——信息资源上享用不公、话语权上分配不公、舆论形象上反映不公、公共价值上判断不公。     

社会资本：理解传媒经济的新视角

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变成一个热门的媒介经济研究的话题。文章很多,多数依据的是经验。而这个研究话题最需要的是科学的论证,它应包含哪些要素,有哪些获取的路径等诸多问题,需要理论的支撑。     

传媒尚且“陌生”的机制：疏导情绪

大众传媒是公共情绪的“体温表”。在社会深刻变革转型的当下,媒体应当如何准确发现郁积的不稳定情绪,透过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找出隐藏其中的不和谐因素,从而有效地疏导公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这已成为一项新的课题。大众传媒对公共情绪的有效引导机制,依托于全面、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为公众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     

加强学术交流 共谋传媒发展：“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７月３日、５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人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教授介绍 ,此次研讨会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 ,来自中国四地 (大陆、香港、台湾、澳门 )以及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国大学近２００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提交论文１３０多篇 ,主题演讲４６场。这次传播学研讨会 ,主题涉及从传播学原理到第四媒体的兴起等方方面面 ,兼容并蓄 ,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海峡两岸新闻交流本文作者以新民晚报多年来与台湾媒体合作交流的事实 ,引用大量数据 ,强调两岸新闻交流推动了两岸的交…     

“八荣八耻”：构建当代社会道德的思考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荣辱观,评价荣辱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但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对荣辱的判断标准理当一致。否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人们的道德底线难以坚守,正常的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社会生活就会出现混乱。在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中,荣与辱的界限是清晰的,广大人民群众褒奖“八荣”并身体力行,贬斥“八耻”并自觉抵制。     

再论西方传媒“社会责任论”的现实困境

在《试论西方传媒社会责任论的现实困境》一文(载《新闻记者》2008年第4期)中,笔者试图论证由罗伯特·哈钦斯领导的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1947年创立、由西奥多·彼德森作出经典表述的传媒社会责任论,尽管仍是西方新闻和大众传媒的主导理论,但正面临现实困境。     

现代传媒:从“传”到“媒”的演进

在现代传媒环境中,社会上个体随机事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推波助澜,随机、无序事件的“蝴蝶效应”影响着现有的社会秩序,冲击着当今的社会结构.本文从后工业化时代社会个体活动的时空更加随意、更加个性化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个体活动造成的事件的随机性与无序性,以及其心理需求在“实现自我”之前,需要“认知与审美”,求知与从众引发表达、跟随、围观的原因.作为社会秩序管理者,面对“将社会个体行为纳入社会行为规范的同时,制度化地满足社会个体的诉求”这一挑战,应视为完善社会行为准则、创新社会管理的机会.涉及“社会行为准则的提升、社会公共知识的数字化、数字知识的公共服务及其管理与运营”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需要融合“文理工商”,深入研究,寻求普遍规律,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作为传媒机构,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创新服务,系统科学地从“信息传播”向“知识媒介”演进.     

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核”在哪里——对记者“社会站位”和“业务站位”的思考

核心竞争力,从概念的推导演进,到引入实际工作,成为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语,是近十年的事情。不同专家,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有不同概括,——考较,都有道理,但不乏疏漏。任何不能透彻地解析实践中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理论,都有苍白之嫌。     

试论西方传媒“社会责任论”的现实困境

西方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在1947年创立,这种理论随即取代了西方传媒的自由主义理论而占据主导地位.60多年来,"社会责任论"者又喜又忧.     

传媒社会责任报告的意义与内容

从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到2009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提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与传媒社会责任——“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一）

几个月来,“非典”肆虐。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改变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尽管对“非典”疫情的完全控制尚需假以时日,但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种与媒体运作规律接轨的行政方式,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传媒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和宝贵的机遇。     

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中国大陆大众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研究的历史。它把20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为蓝本，分别从研究的理论切入点、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评述，对这20年研究总的印象是从理论支点到研究方法都显得有些单一。但是这20年研究的探索者们作为理论和方法的“早期试用者”，功不可没。最后，作者就拓展现有的研究视野问题从“对已有的传播理论的追问”以及“朝‘传播社会学’方向努力”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与传媒社会责任——“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二）

“非典”疫情让人们认识到,实行政务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权势在必行。这其中,传统的主流媒体作为传递党和政府声音的权威阵地,沟通千家万户的桥梁纽带,责任重大。就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世界上各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通常情况下都是作为公共部门存在,信息传播权力也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使得它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职责。在我国,传统的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政府将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通过与主流媒体之间畅通的交流通道,及时…     

宋建武：“传媒领军人物”是传媒发展的思考者与领跑者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报业协会报业经济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宋建武,作为知名的传媒学者,他不仅一直以来在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上颇有建树,而且多年来保持与业界的密切接触,深入了解中国传媒发展的脉络.     

“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传媒论坛召开

2011年8月16日～18日,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光明日报社、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中共大庆市委市政府、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一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传媒论坛”在大庆召开。     

传媒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模式

传媒这一概念有信息载体和传播组织两种含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作为工具或手段,传媒就是一种能够承载与传递信息的产品;如果将传媒作为一种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传媒就是指一种生产特殊产品的经济组织,也就是传媒企业.前者定义了传媒产品,后者定义了传媒产品的生产者.与一般产品不同的是,传媒产品是信息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也因此是一种特殊商品.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它的生产者和产业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