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的中国东北首个约开口岸牛庄(营口)研究

牛庄是中国东北首个约开口岸,而1 861年英国却以营口假牛庄之名开埠,从此营口变为国际条约体系中的牛庄。开埠后,牛庄(营口)在多国贸易的拉动下,一跃成为整个东北唯一的国际贸易中心,同时也变成了近代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纷争的策源地。20世纪初,牛庄(营口)因大连的崛起而式微。牛庄(营口)的起落既反映了航运条件与港口腹地的共振关系,也折射出东北亚国际战略布局源于经济又先于经济考量的时代特征。     

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

清代东北的沿海贸易始于康熙中叶,乾、嘉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大豆、杂粮等农副产品,从南方输入则以棉布等手工业品为主.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     

满铁与中国东北大豆殖民贸易

大豆为中国东北特产，并且早期大豆买卖是由粮栈资本经营的，但随着东北的开港通商（以营口港的开放为标志），大豆买卖也随之走上商品化的道路。东北大豆的 商品化过程是东北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的一个反映，更是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历史见证。章通过满铁与东北大豆商品化、满铁与大豆殖民贸易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满铁开发论”。     

重庆开埠前后的四川鸦片贸易

近代以来,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四川广种鸦片及发展鸦片贸易,重庆开埠使四川鸦片贸易进一步扩大。鸦片的种植及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洋药的进口;但它造成了四川社会经济的畸形的发展,危害着人民正常的生活。所以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下令禁烟,使经济的发展回归正常的轨道。     

豆类食物——富含蛋白质的“植物肉”

豆类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烹制方便,非常适合小儿食用。豆类食物中的大豆(黄豆)被誉为"营养之花""豆中之王"。大豆中含有     

《南京条约》赔款为什么以银元为单位

讲授中国近代史时,总有细心的学生问: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而后来中外条约中规定的中国赔款都是“若干两白银”。计算的名称和单位为何发生变化?原来,这和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对外贸易的不同状态有着密切关系。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外(主要是中英间)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每年从国外获得大量贸易利润。英国当时防止货币外流,禁止本国银币出口流通,所以中国赚取的外贸利润并非英镑,而是英国商人从世界贸易中获得的西班牙本洋。这种银元原产于墨西哥。墨西哥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就…     

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

中国近代史上,营口港的开放,日本对东北大豆原料的抢购,1873年东北大豆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直接参展,使东北大豆引起世人的注目,从而刺激了东北大豆的生产,种植面积骤增。随后,东北大豆大量出口,对东北的对外贸易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同时对东北民族工业的一定繁荣也起到推动作用。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东北的大豆逐渐取代了丝茶在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     

近代桂越区域性边境贸易圈探析

广西自1887年龙州口岸开埠,伴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与越南的区域性贸易圈.在这个区域性贸易圈中,具有不自主性、转口贸易、畸形鸦片过境贸易和贸易量偏低等特点.     

论清末东北“新政”时期的开埠通商政策

东北是清朝发源之地,却在19世纪末20在世纪初承受着外侵的“围攻”。清末“新政”虽然以立宪为幌子维护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东北地方官员励精图治,为图强抵外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策略。开埠通商政策从提出到落实,饱含着清政府官员爱国图强的愿望和忠心,然而也承受着腐败统治和强大外侵的抵触和压榨,使得开埠通商政策实施步履维艰,因而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但给我们后人的启示不可泯灭,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才能立足于国际平等地位中。     

试析近代辽河流域城市管理的早期现代化趋势

城市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种,辽河流域城市管理出现现代化趋势缘于1861年营口开埠。为了化解日俄独占东北的边疆危机,东三省先后开埠或自行开埠;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刺激了东三省经济发展,城市大量出现;航运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辽河流域城市化初具规模并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为城市管理出现早期现代化趋势提供了载体。辽河流域城市管理早期现代化的标志是警察机构的出现与城市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它们初步具备了城市政府的基本职能,城市管理出现早期现代化趋势。     

重庆是怎样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兼与罗丽君老师商榷

贵刊2006年第1-2期刊登的罗丽君老师《最早强迫重庆开埠的帝国主义国家是谁》一文认为,最早强迫重庆开埠通商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是日本。而笔者认为应该是英国。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的输华商品贸易额仍很有限,大量商品积压在通商口岸难以销售。英国认为“内地市场没有开辟”是对华商品输入不景气的重要原因,因此开辟广阔的中国西部市场就成     

高处不胜寒

正豆类价格经历之前的疯狂上涨,开始出现调整迹象,同时亦进入了天气势中,我们知道,豆类单产决定总产,单产由天气决定,所以研究豆类价格的供求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天气。大豆是开花的植物,顶部的花很重要,如果花开不出,结夹就不实,就会影响其生长,有话说:春雨贵     

东印度公司与17世纪英国东印度贸易

东印度贸易是1 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业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从事的航海与贸易活动,打破了荷兰人对亚洲香料贸易的垄断;在亚洲国家间开辟的转口贸易,突破了英国以欧洲贸易为主的旧贸易模式;东印度贸易受私商竞争、王权支持等多种因素制约,东印度公司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特许公司的政治属性。东印度贸易促进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英帝国的建立。     

重庆开埠与新型商品流通机制的逐步形成

重庆开埠扩大了四川的进出口贸易。在开埠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四川城乡逐步被纳入到商品化的轨道和国际市场之中，一个服务于外向商品流通的流通体系逐步建立：外商纷至沓来；居间商人内外联络；同业公会组织流通；金融服务更新完善。传统的封闭性贸易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开放式的近代商品流通机制逐步形成。     

防癌抗癌的豆类食品

科学家发现,豆类具有独特的抗癌作用。在抗癌保护因素研究中,豆制品应放在重要位置。 一、大豆大豆食品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具有突出的抗癌功效,对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尤为明显。经常食用大豆,还会降低患癌的风险。     

1619-1669年荷兰人的巴达维亚与印度—阿拉伯—波斯贸易述论

1619年巴达维亚的建立,标志着荷兰在东南亚经营的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此后,巴达维亚与印度—阿拉伯—波斯的西线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印度的贸易,商船激增,货物繁多,利润丰厚;与阿拉伯的贸易,也在印度商馆的带动下有所发展;与波斯的贸易,商船往来稳定,利润可观,其中生丝贸易数量较大。这一贸易是1619-1669年间荷兰人在东方经营的主要贸易之一。     

国内外豆类期货价格传导实证研究——基于分布滞后回归模型

用分布滞后回归模型分别研究大豆、豆粕和豆油在国内期货市场和芝加哥期货市场间的传导。从豆类各品种在大连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市场之间的传导特点可以看出,豆类期货价格在国内外的传导具有非对称性。总体来说我国豆类期货价格对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影响力要大于芝加哥期货市场对我国期货市场的影响力,特别显著的是我国大连大豆和豆粕期货都是芝加哥大豆和豆粕期货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不成立。虽然大连豆油期货和芝加哥豆油期货价格间的传导互为因果,但是从分布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大连豆油期货对芝加哥豆油期货价格的影响力要大于芝加哥豆油期货对大连豆油期货的影响力。     

海洋意识与英国的发展

作为处于欧洲边缘的海岛型国家,英国第一个迈入工业社会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引领世界数百年,海洋在其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对海洋贸易的追逐推动了一套适合商贸原则的国家机器的构建;对外扩张的欲望促使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追逐海洋霸权和海上扩张;现代金融机制的建立成为确保商贸利润和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保障;而海洋意识也对帝国留在殖民地的遗产产生了影响。总之,英国人所具有的海洋意识和坚定的海洋战略,乃至由此产生的主导英国国策的务实主义精神,对英国式的发展无疑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长江通商:以额尔金、巴夏礼溯江行为中心

英、法、美等国通过修约谈判和策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将长江通商锁定为其一个重要战略目标。1858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率舰只入长江勘察。三年后,英国公使参赞巴夏礼带领大队人员、船只闯入长江,先后在镇江、九江和汉口三处租地立市。围绕长江通商问题,清政府、以英国为代表的侵华国家和太平天国三者之间形势交错复杂,激烈博弈,提供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与互动的生动案例。长江开埠通商是近代中外关系史、贸易史上的重要问题,标志着西方殖民国家在华势力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入新时期。     

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与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排名前五国家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1—2020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相关数据,分析了与我国大豆进口贸易排名前五的国家——巴西、美国、阿根廷、乌拉圭、俄罗斯的大豆产量、与我国贸易关系、政策制度,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定量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进口国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大豆产量等因素具有巨大差异,汇率对大豆的进口贸易额有显著影响;从需求角度来看,大豆进口数量会随中国经济规模增大而继续增长;从供给角度看,国外大豆的供给量取决于国外人口数量和国外大豆产量,这些都会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额产生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