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时期东宫文人王汝玉生平思想及诗歌创作初探

明代永乐时期,有一围绕在东宫太子周围的文人群体,他们表现出与占主流地位的台阁文风不同的文学兴趣与审美追求,王汝玉可算是此群体中最主要的文人之一。有关王汝玉的史料较少,但根据《明史》、一些诗话及《青城山人集》等可大致看出其生平思想的轨迹,王汝玉的诗文创作多表述的自已隐居生活和入仕后企慕隐居生活的诗歌及题画之作等,讲究诗法,注意诗文的审美性,于此也可窥测东宫文人群体与台阁文人所存在的主要差异。     

论明代云南府隐逸作家群的形成及其创作风貌

作为地域文学的重要现象之一,云南府隐逸作家群出现在明代,其分布相对集中于昆明、杨林、安宁、晋宁四地。大致相同的地域环境,是这个作家群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抒写热爱乡土的情怀和特立独行的精神,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兼收并蓄中追求艺术的创新,是这个群体的共同创作倾向。把他们置于明代诗歌的流风中进行考察,兰茂、张维在台阁风气盛行时独倡大雅,贾惟孝、唐尧官在七子派文风笼罩下自出机杼,都应当给予肯定。     

试论李东阳对明代杜诗学的贡献——以诗学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为中心

李东阳作为明代前中期承先启后的诗人,引导了明前中期文坛由台阁体"冗沓肤廓"文风向复古风气的转捩。不同于宋代理学家和明初台阁体作家们过分强调文学批评表达"明道立教"的社会功用性,李东阳将推崇"杜诗学"理论批评的着眼点,转向于对杜诗成就的揭橥、格调意境的探赜和现实主义创作的实践。李东阳提出的杜诗批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旨在恢复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理想,使其在馆阁环境的束缚下获得突破并使之走向诗学正路,以期革新和置换明初以来文坛的风气。     

试论法式善《八旗诗话》的诗学思想

<八旗诗话>是清代乾嘉时期蒙古族学者法式善的一部论诗著作.这部诗话不仅在研究八旗文人群体的诗风特点、整体成就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且在"吉光片羽"式的评论文字中渗透了法式善本人的诗学理念.在诗歌的本质要求方面,法式善力主"自写性情";在诗歌的审美追求方面,又反复强调"含蓄蕴藉"和"以清为主".同时,他还高度重视诗歌"诗气"这一构成性概念.     

明代朱注《楚辞》各版本序跋考述

有明一代,朱注《楚辞》大行其道,刊刻版本较多。考察朱注本在刊刻与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序跋,具有很大的文献史料价值和文学批评价值,可大致勾勒出明代文人对于朱注本的接受、阐释的学术过程,探求处在不同时期、不同位置的文人心态。张旭、李维桢等文人对楚辞学术史的关注,构成明代楚辞接受史的重要文献。何乔新、叶向高等台阁文人群体,官、学、文身份的重合,使他们虽处在不同时代,但由于身处共同复杂的政治场域以及类似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对朱注本的接受有着非常清晰的指向性：对屈原人格的重新体认、围绕屈原“忠君”思想的讨论和由此延伸出的对“君臣”关系的反思。     

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与"宫体"登场

普通七年(526),临川王萧宏薨,扬州刺史位缺.晋安王萧纲有强烈的回京城愿望.中大通二年(530)晋安王萧纲终于"被征入朝"任扬州刺史,萧统大为紧张,因为其前有"埋鹅"事件造成梁武帝与太子萧统的隔阂,萧统有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中大通三年(531)三月,萧统没溺动股,其忧更甚,隐瞒病情而导致病重身亡.晋安王萧纲明知"埋鹅"事件而未去说明,超越萧统子嗣被立为太子,有人劝萧纲要有谦让的表示,萧纲不从,有异于"立身先须谨重";且对逝世的萧统有诋毁之言."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的萧纲入主东宫后,立即在政治、学术、文风上实行改革,开启了"宫体"时代."宫体"不仅仅表现在诗歌领域里,而且泛滥、蔓延到其他各种文体中.如赋、表、书、启、序、铭,等等.此即所谓"宫体"时代,这也是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在日后的影响所致.     

中古皇太弟、皇太孙考述

西晋愍怀太子死后,皇太弟与皇太孙都曾作为储君名号被创设出来,并成为诸王争夺、控制的目标。至南北朝时期,更契合北方游牧传统的皇太弟制度在十六国北朝多次出现,南朝则仅见太孙记载。直至隋唐,这种南北差异消弭,太子、太孙两次并立。这时候的皇太弟不仅作为皇位兄终弟及的政治承诺多次出现,唐末宦官更是两次矫诏以皇太弟继位。太孙与太弟在入主东宫的同时也影响了东宫官制的发展,尤其体现在东宫武官方面。     

论陈后主文学群体的文风特色

陈后主为太子和继皇位后,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文学群体,他们把娱乐情性、集宴赏乐等作为文学创作感兴的条件。其文学群体的文风受宫体诗风的影响而呈现出浮华侧艳之风和细腻婉约之致,受其诗歌创作的集体性、欢娱性的影响,其文风亦展现出滑稽娱情等特征。     

从《诗品》对陆机的评价看钟嵘的诗歌鉴赏观

钟嵘《诗品》中表现出的重词采的诗学观,推其原因,是与当时的文风密切相关的。汉末魏晋时,当时以高门文士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不断出现,再加上帝王的提倡,在当时社会和时代气氛的影响下,文人多崇尚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的美,对华丽辞藻的追求也就成为必然。“善属文,辞藻遒艳”成为当时评价人物的常用语言。在当时帝王的提倡下,南朝的文人集团经常聚集在一起,切磋文义,倡和争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这些文人创作集团操纵着文风的转变。在《诗品》中钟嵘反对用典,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日方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挖苦那些堆彻典故的人为“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很显然,钟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诗歌有和一般说理、议论文章不同的趣味,不是发发议论,讲讲道理,用用典故就可以成为诗歌的,他强调诗歌必须有美的形象、感发人的意志、激动人的感情,能引起人的审美趣味,而美的形式是诗歌表达感情的重要手段。钟嵘评诗注重词采的华美虽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准确把握了诗歌与其他文体不同的特点,加深了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推动了诗歌自身的发展,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两晋太子师傅制度

两晋东宫师傅类职官多所改易,经历了晋武帝时期、西晋晋惠帝与东晋三个时期。期间,一度从太子二傅扩大到六傅并立。最终在东晋孝武帝时回归汉魏太子二傅的设职。两晋太子师傅类官员在任命上出现“一时之制”：“命诸公居之”,“以本位重”,“或行或领”。通过改革皇太子与太子师傅间的礼仪关系（二傅不臣拜）,提高太子师傅的地位。太子詹事复置后,太子师傅虽不再掌管庶务,但通过“詹事文书关由六傅”的行政程序,仍确立了在东宫职官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论前后七子的诗学祈向

前后七子是一群充满了道德热忱的士大夫。对于“痹痿”的台阁体 ,对于和台阁体有血缘关系的茶陵派 ,他们辞气不逊地表示不满。雄浑高华的盛唐诗 ,尤其是执着于人文关怀的杜甫 ,才是他们向慕的榜样。他们有志于成为大家。     

三曹与邺下文人文学交游考

文学交游是文人之间以创作为目的的文学活动。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父子皆雅好文学,那些因战乱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先后聚集到邺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邺下文人集团．邺前文人集团和前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曹操为领导核心,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呈现出功利性向非功利性、主情过渡的特征;后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丕、植兄弟为文人集团更直接的领导,曹氏兄弟与邺下文人举行过重大的文学活动如南皮之游、西园盛会等,在这些文学交游活动中,他们借物咏叹、即兴赋诗、抒发情怀、互相切磋技艺,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也以主情、非功利性为主要特征。     

元代诗坛的题画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这里讨论元人的题画问题。题诗于画是宋以来诗人的一种艺术活动,这种活动在元代形成了风气,于是成为元代一种文学史现象。诗画相资,相得益彰,是建立在"诗画一律""本无二致"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是诗画深度结缘后融二为一的表现。诗人以题画诗表达虚拟境界的心灵寄托。题画活动,也是文人间的一种交谊方式。甚至在元代,多人同题一画,如果其画其诗具有某种特定的主题,或形成了某种指向性话语,人文们还以此影响社会舆论。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审美距离中的田园之乐——从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谈起

以审美距离说分析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等作品，其中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是审美距离所致，其羡慕之情正好说明他们不能归去的处境或似归非归的状态。文人赞美的田园风光和田家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可观赏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当文人在潜意识的距离中或以超功利性的眼光来打量农家生活时，感到的是它们与官场和宦游生活相比而独有的单纯和自然，而当真的投身其间时，便无法忍受其间的单调和艰苦。可见，文人诗歌中所表现的田园之美和田家之乐，大多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红楼梦》中《柳絮词》之意蕴

《红楼梦》第七十回中的五篇《柳絮词》不仅语意丰厚而且饱含深蕴。它们出自六人之!zr却同写一物,同述一物又各有不同,在“柳”与“我”之间的变换过程中呈现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曼妙情境。这组词中“韶华”与“东风”两词的反复出现,不仅表现了黛玉和宝钗赛词的“对撞”,而且加深了读者对宝琴、黛玉和宝钗三人写作水平及其异样情怀的认知。     

道家思想与汉末文人五言诗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正言诗是诗人追求娱乐的产物。东汉文人援引老庄的贵生及法天贵真的主张以满足其享乐需要,是产生这些作品的重要原因。在大胆吐露情怀的同时,这些作品与新声俗曲的不同是由愉悦感官到感叹人生,由缘事到缘情。这些特点又与庄子哲学的价值取向和思维特色有直接关系     

女文学家之冠冕：左棻文学成就综论

西晋女文学家左蕖,诗歌、词赋、散文,三者各具特色。诗歌高简质朴,感情真挚,其《啄木鸟》与陶渊明《时运》等作,被后人视为四言诗的代表;词赋则深婉迢递,个性独具,且数量之多,居先唐文学史诸女性作家之冠,并开启了辞赋史上“官怨赋”之先声;散文以宫廷应用体为主,词旨清丽,名播八蕃,影响深远。左棻的文学成就,在先唐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引起当代文学史家们的足够注意。     

朱熹《诗集传》训诂指瑕

朱熹《诗集传》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早有公论,本文仅将论题锁定于《诗集传》训诂中的几个方面,如＂叶音＂说、评《序》、＂淫诗＂说与文学解诗等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上,试以另一种研究视角,客观审视朱子集传的训诂得失。     

“梨花”与“海棠”：唐宋文人暮年畸恋现象探析

“梨花”“海棠”式的畸恋现象在唐宋诗词作品中屡见不鲜。其中以白居易、杜牧、张先、欧阳修四人的诗词作品尤为引人注目。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唐宋文人的暮年情怀,构成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在唐宋文人暮年畸恋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原因,而最重要的则是唐宋文人忧惧衰老、对生命价值认定的焦虑和男权对女性容颜与身体的裁夺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