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举证时限是诉讼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现在意义上的举证时限概念,可追溯至历史上的法定顺序主义和随时提出主义。目前大多数国家都相继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我国也经历了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但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对具体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仍然存在矛盾和缺陷,同时,期望通过司法解释来构筑完整的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也有失常理,我国目前并不系统的举证时限制度急切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完善。     

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该规定正式确立了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它标志着我国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主义的转变。文章从举证时限制度的必要性,其立法构建,逾期举证法律后果以及适用举证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明责任和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与司法裁判权威的加强。其举措有:设置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完善审前程序,规定举证时限的例外,建立当事人的证据取得和收集制度,确立证据失权制度。     

民事举证时限的制度阐释及完善——兼评《民事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操作性内容作了系统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在司法解释层面实现了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嬗变。但该规定仍存在着矛盾、遗漏、不明确和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需要进一步完善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举证期限制度在法律层面最大限度地走向理性化。     

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设立“发现程序”研究

章阐述了“发现程序”的由来，含义及其利弊，剖析了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现状，论述了在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设立发现程序的必要性和可恿生，并就如何设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现程序提出了一些见解。笔认为：我国在立法上可以直接采用“证据交换程序”、“确立争点程序”等提法，是否时入上述程序，采用当事人申请和法官依职权决定两种方式；当事人双方在法官主持下交换证据；法官也可应当事人申请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查；同时必须举证时限制度，原则上当事人应在庭审前举证。     

浅议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实现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和顺应法律全球化的需要。西方各国普遍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即举证时限制度。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我国也初步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但仍存在不完善之处。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比较研究——兼谈我国阅卷制度的构建

在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但都设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情权。在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采用证据开示制度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而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存在广泛的阅卷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了控辩双方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国未完全建立起当事人主义的情况下,不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而是应借鉴当事人主义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成分,建立并完善阅卷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     

迟延举证法律责任新探

诉讼法学界在讨论举证时限制度时，主张若当事人超过举证时限举证，则该证据失去效力。以承担相关诉讼费用之后果代替证据失效之后果作为迟延举证法律责任，具有合理性。     

论举证时限制度

民事诉讼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核心 ,举证时限制度关系到证据能否合法地作为裁判的基础。我国的立法并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 ,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对此做出了规定 ,但仍有不完善之处 ,从而未能更好实现举证时限的价值 ,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改善。     

证据交换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从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建构的现实需求出发,在对当事人主义证据交换模式和职权主义证据交换模式的理论和诉讼意义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当事人主义证据交换模式和职权主义证据交换模式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对我国当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现状及弊端进行剖析,并提出构建建议,以期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论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它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否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存在着较大争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纳入到证明标准当中。顺应了实践需要,体现了立法进步。但该标准存在着将“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排除一切怀疑”相混淆,“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不够清晰,证明标准粗放等问题。因此,应从“合理的人”、“合理的证据”、“合理的判断”、“合理的结论”等方面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要切实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设置出体现阶段性和层次性的证明标准,以及针对不同主体、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定的改进、不足及建议

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方面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改动,增加了电子数据证据,改“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原来的证据排列体系作了调整。为了防止诉讼突袭,还特意规定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些改动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新《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仍存在一些不足,最主要的是没有彻底解决现行法律关于证据分类前瞻性不足的问题。     

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变革及启示

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经历了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变革。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确立后,又从以严酷的证据失权为特征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转变为以谨慎的证据失权为特征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并得到了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肯定。如此变革的原因是我国民事司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也是司法改革应立足国情的必然要求。这对深化我国司法改革是有益的启迪。     

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     

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承担——对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之区别的厘清

在因果关系推定的视域下,原告须先就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初步举证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盖然性。然后才发生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和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我国现行法采用的是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规则,证明要件从诉讼伊始就已经完成了分配,损害行为和所受损失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而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则应当自始由被告来承担,故原告对因果关系提出“表面证据”或者“初步证据”并非被告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倒置的前提。     

曹操墓纠纷的理性思考——论我国考古论证制度的缺失和完善

曹操墓惊现河南安阳后,质疑纷起。"挺曹派"言之凿凿;"反曹派"学者认为证据不足,定性为时过早;公众质疑矛头直指政府和学术权威的公信力。各方法理辩论的背后折射出我国考古论证制度的不完善。     

祖先·祖籍·宗祠——古代宗族制度下的文化认同

宗族制度下对于共同祖先的祭祀,就是对于共同族源的认同。明清时期流行的祭祀始迁之祖,使人们的祖籍第一次变得明晰而具体可感了。对祖籍的认同过程,是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宗祠的建立,使宗族成员间的＂天赋的联结＂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形象的符号形式。在宗祠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完成性身份认同得到了回答。同时,宗族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族化活动,又决定了宗族成员＂只能成为谁＂、＂会成为谁＂的过程性认同。     

无罪推定原则视野下的证明责任分配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基于一系列诉讼价值的考量,针对一些特殊案件或者特殊事实,法律规定在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必须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此类的规定太少,期待将来能够进一步改善。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起源于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在2000年前后引入我国,但尚未普遍展开。诊所式教育的推进面临着被学院式教育同化、建设资源匮乏、学生时间投入不足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教育理念缺乏主体性价值、传统教育目标和教学评价体系的限制以及司法考试制度的片面引导。为此,在中国推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基本思路在于建设资源的多元化、法学教育体制的改革及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     

关于测谎技术的证据价值分析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案蕴含的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从测谎技术的发展及相关事项看，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据力、证据能力的作用，但是，测谎结论只是一种普通的证据，而且是“有限采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