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伪士”批判及其意义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论题,本文从这一文献中抽绎出三组对比,以揭示"伪士"所指:以种种不健康的主体态度去接受、操作现代知识的人;进而指明鲁迅的批判如何击中中国这一后发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困境:"伪士"所操持的种种口号、学说、主义、思想只是"外在于己身"的"半生不熟的名词",由此引导的启蒙是不合法的;最后通过对《伤逝》的解读,来讨论如何通过"抵抗"以避免"伪士"而实现"真的人"。     

“愚弱”国民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以降倡言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更始于民国成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也是鲁迅"觉悟""新青年"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呐喊"。     

试析鲁迅《高老夫子》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对鲁迅来说,《高老夫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1925年鲁迅被教育部免职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他北京时期揭破国粹家假面的最后的小说创作。以精神之“诚”聚焦所谓国粹家在“历史教员”之“名”与“实”之间的矛盾,完成了鲁迅在共和危机下对“伪士”的言行和精神状态的描摹,与这些国粹家为代表的伪士的决裂意志,隐含着走向反抗绝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试析鲁迅《肥皂》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民国成立后的共和危机下,鲁迅开始＂呐喊＂。1924年开始的＂彷徨＂,并没有阻止其重新以精神之＂诚＂展开对＂伪士＂的批判。《肥皂》是鲁迅1924年小说创作的封笔之作,也是本年四篇小说中创作后惟一在北京发表且发表最快的一篇。它以国粹家提倡＂孝道＂这一国粹为中心,通过对其精神状态的全知透视,揭示所谓＂孝道＂的实际和＂伪士＂的假面,提供了鲁迅以精神之＂诚＂改造国民精神以＂立人＂的执着追求轨迹。     

“变戏法”之喻与新知识群体的游民化——《现代史》与鲁迅的“现代史”观

对于鲁迅的文化批评,学界多注意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态度,忽略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长期批评及整体态度。鲁迅在《现代史》中的“变戏法”之喻,包含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之变的整体判断,揭示出新知识群体在精神上游民化的现实,与其对现代“伪士”的批评有一致之处,但更突出新知识群体知识求新与思想守旧的特征。新知识群体的游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群体数量激增和士人精神衰落的必然结果,鲁迅将其作为“现代史”的典型症候,反映出其文化批判的总体立场：不是在新/旧、中/西文化之间进行知识选择,更注重知识更新和文化转型中的精神维度。鲁迅对新知识群体游民化的发现,可以增进学界对传统文化多样形态的认知,也警示了单纯追求注重知识更新可能导致新文化内卷化的危险。     

论陈映真的现代名教批判——重读《唐倩的喜剧》

金理的著作《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构建了从章太炎、鲁迅到胡风的现代名教批判谱系,探讨后发国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困境。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第三世界视野进行补充思考,如陈映真发表于1967年的《唐倩的喜剧》,可见其深刻的现代名教批判：辛辣讽刺中国台湾地区作为“转向者”的“伪士”及其文本性态度所体现的殖民性,批判西潮甚嚣尘上的“现代名教”,从而超克“文化冷战”时期单一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想象。     

鲁迅小说中“逆转”的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鲁迅小说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如果说,鲁迅从思想革命的历史使命出发,对农民的描写是侧重于反映他们思想上的落后性,狭隘性,封建性,以求达到救治国民灵魂的目的,那么,在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描写中,则把他们当作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积极力量,充满同情地表现他们觉醒后的痛苦,追求后的失望,以求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在《呐喊》《彷徨》中,除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这两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思想过程:在时代的冲击下     

“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四)

晚清以降的革命中,留学生群体与其在建立民国和共和政体中的责任的关系,得到梁启超、章太炎、杜亚泉等著名思想家的关注。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留学生的一个代表。鲁迅对这一人物在"革命"中的言行的刻画,保留了其对民国成立后的共和政党政治的批判,不能不说创造"新青年"的新政治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隐含其中。     

略论“鲁迅的榜样”和“鲁迅的方向”的深刻意义

我们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研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毛泽东与鲁迅,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两点,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影响最为深刻。一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有了学习的榜样,又有了明确的方向,奔赴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经过     

论“祥林嫂”形象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

“祥林嫂”是(祝福》中的一个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祝福》写于1924年2月,发表于同年3月25日《东方杂志》上。它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鲁迅十分关心妇女问题,在《彷徨》中,《祝福》,《伤逝》、《离婚》等一系列作品,都是从妇女解放这个角度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鲁迅这样做是同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密切相关的。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革命力量深入到农村,革命思想冲击着腐朽的反动势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北方却依然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五四”退潮后,北京     

“回到鲁迅那里去”

<正>"回到鲁迅那里去"是王富仁先生在新时期之初提出的一个观点,意在强调鲁迅研究应从过去侧重于政治的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窠臼中摆脱出来,回到鲁迅作品本文中去,回归到鲁迅研究的原点中去。实践也证明这一主张的远见卓识,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专著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而单篇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成果多角度、多层     

“新鲜的第一眼”与“生命的具体性”——我所理解的文学批评

正文学批评在今天的尴尬,原因之一来自于这个时代中阅读惰性的空前膨胀。这样的惰性要求文学批评提供判断(即福柯所谓"下判决的那种批评"),越直接越好。很多读者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往往被惯性与惰性的阅读期待所腐蚀。在这样的时代中,我更愿意保持一颗虚空灵动的心,以这样的心去承接、感悟文学作品复杂的审美肌理,兴许能更加体贴入微、更富创造性。这颗"心"在20世纪初鲁迅的笔下被描述为"厥心纯白""白心"(其反面则是"精神窒塞"的"伪士",参见《破恶声论》),两个概念都来自     

鲁迅笔下思想先驱者的历史悲剧

《呐喊》和《彷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两座丰碑,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迈入现代社会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艰难与曲折,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传统和近代中国现实社会的理性认识与深刻观察。同时,作品也展示了鲁迅自身在重大的现代社会变革面前复杂的精神状态、内心矛盾和切身感受。在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鲁迅作为思想先驱者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既感受到了自己受西方文化影响所形成的现代先进思想与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悲剧性对立,又深深意识到了这种社会传统思想与从小置身于其中的自我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上的联系,其内心深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之间在特定历史时期构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其具体作品而言,以觉醒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篇既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考察与探索,也熔铸着鲁迅所代表的一代思想先驱者内心深处无比沉重的悲剧情感。     

“祝福”简析

《祝福》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后收在《彷徨》这部集子中列为首篇。鲁迅先生在集子前面引了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诗,有两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都说明了鲁迅先生当时的心境。所谓彷徨,并不是消极的徘徊,而是积极的荷戟求索。一方面,继续为革命而创作,“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自选集”自序》,见全集[四]348页),“对于     

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看鲁迅革命思想的发展

《狂人日记》和《长明灯》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篇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小说。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的创作过程,从"救救孩子"的呼吁到"灭神灯,要放火"的战斗宣言,这一变化标志着鲁迅在现实的重重矛盾困惑中,为自己接下来的改革社会的实践确定了一种出路,并将以更为坚定执着的姿态直面现实的黑暗。这体现了鲁迅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承前启后的深远影响。     

鲁迅的复仇、“鬼”与地下的正义

本文从鲁迅小说《铸剑》出发,重新追问了鲁迅文学世界中“复仇”与“反抗”的现实意义。文章区分了鲁迅小说中“鬼魂”的“好的地狱”与“人”的鬼的世界、地狱之鬼与人鬼,指出鲁迅唯一可以凭借的空间便是“虚无”,这成为他对人间一切权力关系批判的出发点,即在底层之下,以热血浇铸的“剑”、以体温复燃的“死火”去完成地狱对“地下的正义”的追讨;并由此论证丸尾常喜对孔乙己、阿Q与祥林嫂划分的“科场鬼”并不属于“地狱之鬼”的谱系,后者作为“叛徒”的魂灵才是鲁迅的自我认同,寄托了底层对正义的向往与奋斗;同时,文章也从社会史与宗教史的角度来考察了鲁迅笔下“鬼”的意义,尤其是目连戏蕴藏着鲁迅所寻找和鉴别的被层层遮蔽和压制的民族的主体性,即“复仇”才标志着生命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彻底的“革命”姿态,“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必须是一个面对自己的“叛徒”,与整个社会决战,永不停息。     

被赶下神坛的“革命”——从李锐《旧址》和《银城故事》中“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看“革命”的消解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是定型的,革命具有天然的神圣性,革命者也都是笼罩着光环的英雄。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特别是在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中,革命和革命者不再是单一的关系模式,而是处在多重的牵制和悖反之中,这种多重的关系最终使黏附于那些被扭曲的“革命”中的神圣,崇高,正义被消解。鲁迅的《药》可引发更多的思考。     

为什么从“乌蓬船”写起——从文学笔法解读文本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反映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小说,其中七、八两章"革命"与"不准革命"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主要是写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遭遇。在该部分的开头。作者用了三个自然段来写辛亥革命的消息波及未庄,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使人心很动摇:     

试析鲁迅《长明灯》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正>留日初期,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诚和爱。弃医从文后,他呼唤以独立、自主、自省、自尊、勇敢进取等"抱诚守真"的精神批判"伪士"。民国成立后,共和危机下,产生了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意志中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1918年4月,有感于民国成立后国民精神与共和政体所需精神之"诚"的距离,鲁迅加入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呐喊",希望达到促成"立人"的目的,因     

试论《野草》与鲁迅的“象征”

本文从鲁迅对西方象征主义思潮的接受与使用入手,阐明鲁迅如何在《野草》中糅合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并与当时革命形势相结合,以期对《野草》中各种意象的象征意蕴加以破译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