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

本文对汉武帝前后二次发兵西南夷、开通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进行研究,提出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是以成都为中心,南方丝绸之路在汉王朝版图内,//地段一度成为官营、官管的国家交通线路。考古发现表明这条道路贩运的货物主要为高级奢侈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的骠越、身毒之民为缅甸、印度移民,他们多为工商业者。     

“畿服理论”和“春秋三世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关于天下观、中国观、夷夏观、大一统等方面创造出一系列颇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观念,如“畿服理论”和“春秋三世说”,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方面表达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民族融合主张,对我们揭示辽宋西夏金时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描述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工作者要自觉肩负起新的使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理论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春秋时期的贵族“出奔”与早期国家政治控制

出奔事件大量出现于春秋时期,与当时国家结构变迁和国家权力体系变化密不可分。王权衰微,周室控制能力下降,一体化国家结构逐步解体,各邦国纷纷独立发展,形成了有利于出奔的政治真空地带;血缘政治的弊端凸显、各国君权下移,无法规范贵族政治参与行为,经常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动荡,以致出奔连绵不断。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兼并加剧,独立政治实体减少,出奔者的选择空间大幅限缩;各邦国权力体系全面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冲突保持在相对可控的状态,引发出奔的诱因也大为消解,出奔频次降低。出奔现象的盛行和式微,正与早期国家结构和权力体系的阶段性发展特征相对应。     

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     

论邓小平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邓小平自1974年4月至1993年11月的二十年间,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等.他不仅精辟地分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还创造性地阐释了涉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四个重大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态度是慎重的,历史定位是实事求是的、准确的,坚持和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研究清楚邓小平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认识、分析和评价,对于进一步深刻认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经验,对于拓展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应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从“六经”到“二十一经” 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一前言"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工程。欲探讨这个东西方学术交会冲击与裂变的议题,至少得从两个大方向进行,一是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包括体制与观念;一是传统中国学术在近代如何转变。本人一向致力研究后一议题,一方面想了解传统中国学术是否有一知识体系?一方面则探讨传统学术在近代早期亦即明清以降的变化,并试着梳理出传统学术的分化与开放的可能性。欲探讨传统学术的变化,"经学"——这个担当传统学术中心并和政治极度结合的学术载体毫无疑问是一焦点。本文即以经学为主题,观察它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乾嘉以降的变化情形,并解释这种变化的学术意义。欲研究经学,议题与角度极之繁多。     

北宋文化政策的双重性与《青琐高议》的“多言古事”

毋庸置疑,宋代文化之繁荣有赖于强调以文治天下的国家政策,然而其严酷的一面却常常被人忽略.<青琐高议>的"多言古事"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政策的双重性.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史书

正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需要读史。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建议干部们读《史记》与《汉书》。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华的第一部通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介绍父亲司马谈的《六家之要指》;"六家"即六个思想文化学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司马谈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对道家的思想文化予以很高     

曹丕“不朽论”与赋家的审美救赎

曹丕“不朽论”所思所言的核心问题,是面临必死的预期,赋家创作对必死命运的拯救而言有何价值。曹丕就此问题展开了他关于必死和永生的价值之思,以及赋文写作何以是对赋家必死命运的审美救赎的思考。曹丕同时探讨了不朽对于赋家而言的有效性问题,他将赋文话语阐释为由人类社会公共话语和作者一己私语共构的复调性文学话语。曹丕的文“不朽论”开启了赋的死亡美学思想之路,促进了赋的死亡主题在创作实践活动中的丰富与深化。     

在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中实现“中和之美”——论中国古代戏曲导演理论

中国传统化持中贵和、以和为美的思想，一直左右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理想。古代戏曲导演艺术严格遵循“中和”的审美法则，以“中和之美”所界定的和谐统一原则，来揭示艺术形象整体美的内涵，实现演剧与观剧的完美融合。古代戏曲导演理论锲而不舍地追寻着“中和之美”的艺术境界，致力寻求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回味无穷的神韵意味。而情感与理性完美统一的具象要求，则是对“以和为美”思想的准确阐释和生动演绎。     

论“孔子适齐”的事态义旨与道穷

《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自《史记·孔子世家》叙事发微至今，校斟注解乃至引伸议论之文字几乎汗牛充栋。之所以拈出单句引以为本文的绿起发端，是因为这些语符的后面隐藏着孔子音乐本体论的诸种疑端，是因为“孔子适齐”这一事态及其意义引伸中历来枝蔓旁生，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某些学理爬梳的缝隙。     

“武”与“侠”的合流和分异——论唐传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唐代豪侠传奇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侠客形象.通过类型分析发现从中唐到晚唐,侠客特质发生了从义侠到武侠的变化,这个演变的核心线索即是"武"与"侠"的观念的合流与分异."武"、"侠"观念的分合变异是时代背景和士人这个特殊社会阶层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而导致的.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端,蕴涵于唐代豪侠传奇中的"武"、"侠"观念的转变为后世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中西神话土壤与中国神话典型形态——兼论“中国神话贫乏论”的缘由

本文探讨了希腊神话以"战争"为特色,而中国神话则以"治水"为特色的原由.指出:航海、商业文化土壤必然成为孕育战争、洪水神话的温床;中国文化土壤"重农"的成分规定了典型神话只能是与农业相关的治水神话.由于中国神话的典型形态是治水神话而不是战争神话,所以"战争神话稀少"并不意味着"中国神话贫乏"的观点.     

乌木、“建木”与巴蜀文化——兼论乌木的多元价值

近年来四川省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碳化乌木,这是极其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它的科学、文化价值及其艺术的发掘和创造,引起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的高度重视,受到国内外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广泛赞誉,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乔石曾亲笔题词"天府瑰宝".许多专家学者、艺术家把乌木同熊猫、三星堆、金沙遗址相比美,称为"东方神木"、"四川一绝".这里,仅就碳化乌木的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及乌木艺术市场的开发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再论“李评本”与《西游证道书》评点的宗教归属问题

当前学界对《西游记》评点本研究中的宗教归属问题表现出两种倾向:一为随意化;一为极端化。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西游证道书》为研究对象,从评点内容本身入手,比较二书在主旨阐释、劝世导向、艺术鉴赏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归纳二书评点的立足点,并就当前学界存在的不足进行学理层面的反思。     

饕餮与鸱鸮:误读的图像与误解之历史——兼论“禹铸九鼎”传说之虚妄

"饕餮"之原始含义乃是商人之祖神"玄鸟"亦即"鸱鸮","饕餮"与"鸱鸮"皆是周人对商人祖神崇拜之话语改造与重新建构之产物。由此推及,承载饕餮传说的"大禹铸鼎"、"铸鼎象物"之传说也是周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重塑之产物,这一系列文献记载体现了中国上古社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人们思想之影响。     

两种“言不尽意”论背后的思想分野——《庄子》与《易传》的语言观之比较

《庄子》与《易传》在谈及言意关系时,均提出了"言不尽意"论,但看似相同的观点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内在思想理路: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之所以提出"言不尽意"论,并非是在质疑语言的达意功能,而是为了大力表彰圣人之意的广大深邃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的伟大创造,恰恰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宗经"、"征圣"的必要性;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却是建立在对一切人类智慧极端怀疑的基础之上(这其中也包括对于圣贤经传之达意明道功能的强烈质疑),最终走向的是对儒家"宗经"、"征圣"思想的彻底批判。不过,虽然庄子认定,有限的人类智慧根本无法测度无限之"道",作为人类智慧衍生物的语言文字更无法触及"道"之真谛,但《庄子》却正是于不可言说之处开始了言说,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摆脱"言不尽意"的困境与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与《易传》可谓殊途同归。     

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延安大学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报告

大家上午好!首先祝贺本次大会顺利召开!今天我在这里将就中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及其问题作一报告,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关于李开元先生“3＋N”史学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李开元先生《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一文

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先生今年在《史学集刊》第4期上发表了《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一文,阐发其“3＋N”史学理论,于今日史学理论界有莫大的益处,将抽象的史学理论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实在是一种绝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