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讽谕文学在先秦时期的发展

讽喻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先秦时期，讽喻文学经历了发端和发展的阶段．《诗经》“变雅”中的政治讽刺诗是讽喻文学的发端；孟子发展了《诗经》政治讽刺诗开创的讽喻文学良好传统，并将其推向了时代的高峰．孟子取得的这一成就对后世讽谕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讽谕说”质疑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研判中 ,持“讽谕说”者在认识、理解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本文着重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 ,对“讽谕说”提出了质疑 ,从而指出 ,推崇“讽谕说”者 ,是在忽视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 ,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说”的主题。     

白居易讽谕诗价值新探

讽谕诗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本文试图从认识价值、功利价值和语言成就三个方面,对讽谕诗的成绩与不足进行探讨。 1 白居易讽谕诗的主要成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唐时代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示了多方面的重大社会矛盾,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讽谕诗都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闻见之间的“足悲之事”。笔锋所及,上至国家大事,下及风俗人情,或反映民生疾苦,或抨击横征暴敛,或揭露权贵的荒淫,或谴责不义的战争,从众多的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中唐时期广阔的社会画面。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略谈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两重性

自居易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表现,在文学史上原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可是我们往往仅看到他创作上的矛盾,却忽略了他理论上的两重性。一般认为,诗人平生所尚唯讽谕诗而已,而《与元九书》则一向多被视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最完整的概括。对此,近两年来已有一些同志提出了异议,然而讨论的范围仍然仅限于讽谕诗论。     

凄美深婉的帝妃爱情故事——《长恨歌》主题再议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争论不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爱情说”与“讽谕说”。作者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内容本身、传播方面进行探究和综合分析,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归于“爱情说”,而不是“讽谕说”。     

“兴观群怨”辨

“兴观群怨”说原是孔子从学《诗》、用《诗》角度对诗三百篇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教育作用的全面概括,但内含着孔子对诗乐艺术审美功能、特点的深刻理解和体验。因此,“兴观群怨”之说在后世不仅是“诗教”说和美刺讽谕观念的理论源头,而且它本身及其衍生的概念也成为以审美批评为主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观念和范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讽谕诗论是他创作讽谕诗的理论指导,内容主要有四：一是诗歌创作要以情为基础,以情感人;二是“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三是诗歌的语言要通俗易懂,诗意显豁;四是原则上,内容与形式要统一,但必要时也可例外。他的诗论是对是对《诗经》精神的贯彻,与元结诗论非常接近。     

中唐元和讽谕诗小考

唐代诗人大多是从政或志在从政的士大夫,他们的中心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因而,以《诗大序》文学观为创作背景的讽谕诗,是表明他们创作纲领的所谓“表艺”理论。 在文学史上,做为复兴、继承《诗经》精神的唐代     

《长恨歌》讽谕主题新探

关于《长恨歌》主题归属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千三百余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中,被提出的观点和解读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讽谕”主题说是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本文拟对“讽谕”说中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番深入的辨析和探讨,并依据历史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成果,从《长恨歌》文本入手,探索《长恨歌》的讽谕主题和情感意蕴。     

不称心之“闲”,何得“适”来?——读白居易的闲适诗

提到白居易的诗,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讽谕诗和感伤诗。这不但因为它是诗人得意之作,而且也是历代公认的白诗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讽谕诗中的《新乐府》、《秦中吟》,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更是脍炙人口,为历代文学家们赞不绝口,文学史家们更是津津乐道。不仅如此,在这方面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成绩甚佳。然而对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似乎很少有人问津,不但文学史书上较少提起,而且到现时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为数不多。其实这并不奇怪。一方面看,这类作品中名篇极少,而且又是“闲适”的内容。这样,“闲”而且“适”,自然也就没     

《长恨歌》主题辨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自问世以来,广为流传,为人们所喜爱,被誉为“千古绝作”。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却有很大分歧。古今研究者们,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主题上;古代研究者们的评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谕,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另一种看法认为《长恨歌》只是写李杨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建国以后,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论,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讽谕说;二是爱情说;三是讽谕、爱情双重主题说。 比较上述几种说法,我认为爱情说是符合作品实际的,《长恨歌》的主题是歌颂李杨爱情。本文拟从新的角度谈谈。     

《长恨歌》及其诗人的恋情

白居易的《长恨歌》前一部分有讽谕,是客观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描写;后一部分又有颂扬,是主观感情的投入与虚构。这样就形成了人们所常道的“双重主旨”。我们姑且不论讽谕的一面,专论颂扬的一面,因它字里行间时时渗透着诗人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恋情。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友人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他有两个重要条件,即“乐天深于诗,多于情”。“深于诗”是言写诗有高超的艺术     

论白居易的讽谕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作于元和初他被授予翰林学士和被任为左拾遗的时期,主要作品为《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讽谕诗不仅是诗的奏章,也是诗的呐喊、诗的鞭笞,是诗人冒死以诗的形式为民请命。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世诗人关心政治和民生有一定的影响     

论刘勰对曹丕文学批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引人注目。其中,尤以开古代文学批评之风气的汉末魏初首屈一指的批评家曹丕与代表当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新成就的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最为突出。他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对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当时文学理论成就集大成之丰碑,那么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古代文学批评荒原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之斧。《文心雕龙》之所以被认为“五十篇之内,百代精华备矣”,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体大思精的理论名著并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我国悠久的文学历史所提供的大量色彩绚丽的艺术花果可供研究之外,还得力于敢于开辟批评界之荆棘的曹丕所探索出来     

也析白居易的讽谕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是"以情为主而义附之,所以成为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诗,"主要作品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思想内容,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世诗人关心政治和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其讽谕诗创作也存在不少缺陷,这是由作者创作的主旨所决定的。过分注重"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创作原则,影响了讽谕诗的情致韵味。     

《诗经》二雅刺诗对后世的影响

二雅刺诗在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朝政昏暗、小人当道、民生涂炭的社会现实，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艺术上，二雅刺诗开后世讽谕诗和叛逆诗的先河，初步形成了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     

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

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并不能说就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可称盛世哀音。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重新认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科学地把握文学理论的学科形态。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一般说它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文学。但文学既指作为文本的文学,又指作为现象的文学,找出各种文学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运动规律,才是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更为重要的内容。同时,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确定,还要取决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品质或内在规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可以形成三种观点。     

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

一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淘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如果说,元、白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中晚唐诗坛现实主义的高峰,那末,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高潮。尽管这些为“时”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讽谕诗,历来被不少诗论家讥为“浅俗”而遭到“艺术性不强”的非难,但如果我们试从白集中抽出这些跃动着时代的脉膊、现实性极强的讽谕诗,白居易的作品恐怕将因此而显得苍白无力,很难同他得到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名实相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