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康、梁民权思想之差异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赴难。这并不是谭嗣同一时感情冲动,而是来自对中国变法革新的失望,企图以死来唤起民族意识。事实上,在维新阵营内部,众多维新志士在思想上并不一致,民权思想的分歧更大,其中集中表现在康、粱和谭嗣同民权思想的差异。康有为从十九岁起到理学大师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他的的内心深深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主张变法维新以不破坏君权为限度。他把君权神化为“天下归往谓之王”,“君者,国民之代理人也,     

百日维新为何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内容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昱转交翁同騄,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     

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原因探析

康有为在戊维新运动中戌提出设制度局 ,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 ,也不是受到光绪帝的宠信后而尊君权的权宜之策 ,而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外挽救民族危亡 ,以求中国变法自强 ,对内防止“愚民”作乱 ,巩固清朝统治地位 ,并实现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举措     

商鞅变法与梭伦立法之比较——以立法权归属为视角

在人类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历史上分别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改革家,一位是商鞅,另一位是梭伦。商鞅为推动秦国富国强兵而力倡变法,捍卫"君权至上",主张立法权只归属于君主一人,一切变法均围绕着"法自君出"这一改革原则。而在西方,与商鞅不同,梭伦首次确立了公民集体立法的原则,即立法权归属于所有具有城邦公民资格的人。商鞅与梭伦的这两种奠基于不同"立法权归属"之上的改革立场,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氛围之中法制的发生、发展的途径及其影响。     

浅析梁启超心力观与其改良思想之关系

心力观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从梁启超改良思想“开民智”、“求自由”、塑造新民、君权变法等重要观念中都能看到心力观的影响。心学影响下的心力观易于和改良思想结合有其内在原因,而由于心力观本身的局限也影响了梁启超更完善的改良理论的形成。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正确分析“君权与相权”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权和相权之间始终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封建社会由弱到强时,君权需要相权的辅佐,相权颇大;当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时,君权加强,相权萎缩。弄清楚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对高中历史教学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教学应有大视野——以“相权与阁权的比较”为例

在某一节课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内阁的内容后指出:宰相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事实上,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合作、协调是主要的,而且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说阁权不能制约君权也不符合史实。只有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论《钦定宪法大纲》对君权的限制及其被误读

《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集限制君权与保障君权于一身的矛盾体,限制君权是其主要方面,君主立法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行政权力受到责任内阁的限制,司法权力受到独立司法机关的限制,君权整体受宪法、法律限制.《钦定宪法大纲》虽限制君权,但其所设计政体与立宪派期望相去甚远,加之表面上对君权保留过多,强调过甚,使得原本就对清政府缺乏信任的立宪派对《钦定宪法大纲》产生误读,以《钦定宪法大纲》为守卫专制之堡垒,而非通往宪政之起点.尽管如此,《钦定宪法大纲》仍成为立宪派推动立宪运动的法理依据,对清末立宪仍具正面效应.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进行分别研究,探索两个变法之间的异同点,由此发现了两个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分析两个变法背后的启示。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进行分别研究,探索两个变法之间的异同点,由此发现了两个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分析两个变法背后的启示。     

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及其他_与房德邻同志商榷

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不能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上清帝一至四书中设计的议郎制主要起通下情的作用,而缺乏兴民权的意义.第五书则主张君权变法成功之后再开代表民权的国会.维新派希望戊戌年立即开设的是制度局.从“设议郎以通下情”到“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表明了维新派政治纲领的不断进步.对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等原因,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     

春秋时期秦国与东方各国卿大夫阶层之比较

春秋时期,东方各国的官僚集团都是世袭的卿大夫,他们世代为官,拥有私人武装和封地,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而地处西陲的秦国,虽然也有庶长这样颇有权势的武官,但是其官僚中却未见有东方各国那样独立性很强的世袭卿大夫。卿权的薄弱就意味着君权的加强。至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彻底成功正是依赖于秦国君权的强大。东方各国虽然也采取措施削弱卿权,但由于世卿的势力根深蒂固,仍有很大的保留,因此,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一直存在着更多的羁绊。     

1898年的严复——以百日维新变法为中心

百日维新变法前夕,严复实际上已经充分作好了直接参与变法的准备.然而,由于他与主持变法的官方人士之间的矛盾、与康梁等变法主导势力之间日渐明显化的学术分歧,以及以荣禄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对严复的控制,使得严复几乎成为变法的局外人.变法后期,严复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化解,准备直接参与变法之时,百日维新却因慈禧太后的政变嘎然而止.变法失败后,由于天津顽固势力对严复的及时控制和保护,严复最终安然无恙.     

论孙吴相权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与君权的矛盾斗争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矛盾之一,贯穿于从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本文从孙吴君权与相权之间矛盾斗争的渊源入手,分析孙吴内部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的斗争,展现孙吴内部政治斗争的特点。     

也谈黄宗羲的君权思想——与蔡尚思前辈商榷

对蔡尚思的＂反君权＂说提出了质疑,认为黄宗羲虽然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对秦以来奉行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可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跳出君权思想,他提出的一系列措施不过是要有效地限制君权而已。     

君权与神权的冲突：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借神权力量而起,由于没有及时理顺神权和君权的关系致使政权确立后神权和君权发生冲突,最终引发＂洪杨内讧＂。     

论西汉前期的天人思想

:汉初政治是以神权塑造君权 ,君权与神权之关系的追究主要集中在天人学说方面。西汉前期 (汉武帝以前 )有影响的学说主要是黄老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儒家学说 ,其三家学说各有特点 ,或相辅相成 ,或相反相成 ,其间的对立主要反映在对天人问题的理解方面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谈书法家赵冷月先生的衰年变法

书法上的变法是一种审美思想诱导下的创作方向的改变,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的途径与手段。变法本身,并不关乎作品艺术水准。对于艺术的发展而言,变法固然可取,但并非所有的变法都是成功的,所有变法之后的作品就一定比变法之前的好,变之不当坠入魔道,走上歧途的在艺术发展史上也并不少见。然而,如果变法者在其变法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在艺术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那么即使是一种不成功的变法也具有极强的迷惑性,部分后来者也会盲目地将这种不成功的变法当做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境界追风效仿。书法上,赵冷月先生的衰年变法即是如此。     

熙丰变法之初两派纷争缘起新探

关于北宋熙丰时期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纷争的起因,一些论著在讨论变法时已稍有涉及,其共同特征,是着眼于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诚然,单纯从经济生活考察,王安石变法确实牵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的利益,从而招致了这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但细加考察,单纯地从物质利益关系的角度探讨变法与反变法之争,显然有未尽之处。而另一些论者认为逐渐形成的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争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变法,而是如何变法,亦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在检索了王安石变法前后相互联系的若干史实后,我们可以发现,在导致最高统治集团分裂、倾轧的原因中,还有其它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掺乎其间。这些重要的因     

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

“君权”、“民利”是朱元璋国家观念的两个基本点，其政府建构、政府运行原则的设定皆基于此观念。然而，由于君权本质上是私人权力，无法消除私人化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官员难以大公去私，顺民情行政；由于民利的实现以君权为中心，君权的绝对性得到强化，而民利实现却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