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坛的雅集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元代文人在雅集中找到了心灵寄托和充分展示自身价值的平台。当他们充分享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以后,便从内心真实地忘怀于世俗的权贵势利。考察元代文人的雅集之凤,对于了解元代文人生活状况,进而透视他们的心灵,把握元代文人精神世界,就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元代文人诗画对新安四家的影响

元代文人的绘画创作不求形似,注重自我胸臆的抒发,诗、画艺术之内容、审美、气韵等诸多方面实现了交融会通,从元初赵孟頫至“元末四大家”,文人画日趋成熟。明末清初,以渐江、査士标、孙逸、汪之瑞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承袭了元代文人诗画的创作传统,“新安四家”对元代文人诗画的接受体现在相似的人生际遇影响下形成的淡泊名利、以诗画自娱的思想个性;注重抒情写意的绘画表现;会通诗画一体的审美追求等方面。     

游与诗：元代游历诗学初探——兼论“江山之助”诗学命题的文化内涵及当代启示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盛行,形成了具有鲜明元代特色的游历诗学。元代游历诗学强调游历对拓展诗歌题材和提高诗歌水平的重要影响,强调地域、空间等因素对诗歌风格形成与南北诗风融合的重要作用,凸显了“诗可以观”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对“江山之助”诗学命题的丰富和发展。放在中国诗学发展的历程中来看,元代游历诗学观既有继承性,也呈现出变异性。梳理这种继承性与变异性的关系,对于认识古代诗歌发展与诗学变迁,观照当代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具有启发意义。     

论西晋五言诗中的功名隐逸观

在西晋,功名观和隐逸观是文人五言诗中的一对重要的创作主题。诗人们通过表达对于隐逸之情向往,来缓解自己在追求功名时疲惫与愤懑,力求使追求功名与向往隐逸达到一种矛盾统一,这在西晋这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中,无论是在诗中体现追求功名的辛酸与无奈,还是勾画世外美景,高呜隐逸之情,或是功名与隐逸兼而取之,都是诗人们在其特定时代和人生境遇下的真情流露和观念体现。     

浅谈元散曲的隐逸情结

元散曲有一种泛隐逸化倾向这是在其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元代文人的一种潇洒超脱的人生态度.无论为官还是在野的文人,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精神感受.对此的反应,一种是故作潇洒、超脱之态,消极遁世.另一种是愤世嫉俗.还有一种虽隐逸,却仍在忧国忧民,幻想受到当权者重用.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已是元代文人的痛苦与无奈.     

元代文人的竹情结与道教文化

竹以其虚心劲节、潇洒多姿的外在形象和不畏逆境、宁折不屈、高风亮节的精神内涵同元代文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追求平淡的价值取向相契合,成为元代文人画家们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求得内心世界安宁和恬淡的最佳载体。以竹为载体的文人作品与道家道教文化中所蕴涵的追求安宁、恬淡的隐逸之情以及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心态息息相关。元代文人的竹情结表现在诗中、画中,竹成为连接元代文人与道教之间的纽带。     

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山水之风由来已久,于元代尤为炽烈,并集中表现在描写山水景致的散曲作品和大量山水画作中。由于元代文人生活极为苦闷,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恐惧,使得他们把目光和感情转移到大自然之中,寄情山水,挥毫泼墨。共同的社会感受使个体情感具有了趋同性。相同的时代精神．趋同一致的文人心态,加之“诗画一体”——文学艺术本身的共通性,造就了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诗意地栖居——重读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

黄公望作为文人画发展主线的枢纽人物,这种态势是晚明董其昌为确立其"南北宗论"学说和"文人之画"的需要而形成的。《富春山居图》有诗般的境界与神韵,以隐逸为主题。     

论《庄子·渔夫》对元代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

《庄子·渔夫》以其抱朴归真的隐逸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渔夫形象亦成为历代文人描写的对象。至元代,隐逸之风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心理内涵,有关渔夫题材的创作亦大量涌现,不仅表现在对诗、词等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更扩及至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本文就渔夫这一形象及庄子隐逸恩想对有元一代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试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采取典型,拟进行概括。     

《闽中十子诗》版本述要

袁表、马荧选编的《闽中十子诗》，收入了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林鸿、高棅、陈亮、王恭、唐泰、郑定、王僻、王褒、周玄、黄玄等十人的诗歌，作为阁中诗派的先驱，十子创作的菁华梗概和“一时之风气”，借是编得以幸存。万历四年徐中行首刻以《闽中十子诗集》命名，欲览其全的汇集意图，其实仅是彰显其“风调尔雅”之一格；《四库全书》本《闽中十子诗》，虽云“此编采撷菁华”，但馆阁的删改走样，加上传本久妙，已现残缺之貌；光绪十二年郭柏苍刊本《闽中十才子诗》，虽以重刻命名，然郭氏以古稀之年更正舛伪之功、吉光片羽之叹，令人感佩。     

论“沈宋体”的艺术特征

沈佺期、宋之问是初唐后期的重要诗人,其继承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创作了大量既众体皆备、又精工严密的诗歌,使五、七言诗在律化方面臻于成熟并最后定型,并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使得形式与内容高度结合,还提高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技艺、手法,进而形成其独特诗风,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人因此而齐名,故史称"沈宋"或"沈宋体"。     

中国山水诗理论的特点与现代研究评析

在中国文艺史上,士人写山水诗如同画山水画,但山水诗理论并不如山水画论突显。个中原因,一是写山水诗理论往往隐在于宋代以后一直繁荣的诗话之中;二是诗人创作山水诗更遵循"诗言志"这一总价值旨趣。上世纪西学传入以来,中国山水诗理论研究成就显著,但也有其局限性,一些论断并不符合中国山水诗发展变化的事实,因此作为理论来说是苍白的。     

论贺裳的《载酒园诗话》

《载酒园诗话》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独特的诗话,表面上看它沿袭了明代诗话贪多求全、包揽古今的特征,但却不像明人诗话那样空疏而好作大言,而是在对古今诗学确具真知灼见的基础上下断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贺裳的这些批评大都建立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之上,放眼明代以来的唐诗批评,如此细致而有规模的研究殊无先例,仅此也可见贺裳诗话在批评史上非同寻常的意义。总之,《载酒园诗话》充分体现出清初江南诗学崇尚中晚唐诗的倾向,其中对传统诗学命题的阐释具有总结前人遗产的意义,而诗人和诗歌艺术批评又引领了清代唐诗学的学术风气,体现了清代诗学在作家批评方面日趋专门化、细致化的特征;当然,如果深入探究,《载酒园诗话》确实也暴露出作者好学而乏深思、理论概括力不足的弱点。     

诗画互补的审美意象——以元代揭傒斯题画诗为例

中国的题画诗,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种极其特殊的美学现象.题画诗是绘画章法的一部分,它通过书法表现到绘画中,使诗、书、画三者巧妙结合,构成了中国画的艺术特色,使人在读诗看画、看画赏诗之中享受艺术美.而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揭傒斯则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位题画诗作家,他的题画诗意义深远,所表现的“幽人高卧”的山水意境、咏物咏怀的人生理想和诗画融合的审美追求堪称艺术典范.     

论贬谪的逆境对诗歌天才的玉成

天才诗人的造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贬谪,这不幸的逆境造就了一代代的天才诗人。从先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一系列有成就的诗人,无不是因贬谪而创作了水平卓绝的贬谪诗,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屈原因＂放逐＂而著《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象征,开拓了我国诗歌创作寄情言志的传统;号称唐代＂三大诗人＂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宋代的苏轼以及很多朝代的诗人,他们在逆境中创作的贬谪诗,堪称他们的代表作。贬谪诗写的是个人之遭遇,抒发的却是人间之真情;在艺术上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     

《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

清代学者顾嗣立所编选的《元诗选》初、二、三、癸集,共收录元代诗人近3000家,诗作约25000首,是元代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诗歌总集。《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是多方面的。现从《元诗选》的《凡例》、元诗文献搜集、诗人小传等为切入点,对《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进行论析。《元诗选》为保存与整理有元一代诗歌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载入中华文化之史册。     

李俊民词中的隐逸情

李俊民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韩王元嘉的后裔,在金末元初文坛的名望仅次于元好问。现存词69首。其中多为酬赠词和写景词。其词主要受到陶渊明等隐逸文人的影响,词人在其作品中多表现闲适放旷、高洁平和的隐逸情怀。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倪瓒与元末题画诗的发展

倪瓒作为＂元四家＂中以＂疏体＂见长的画家,其画作意境大多表现为疏简清逸、古淡幽远,其题画诗也尽脱元人之秾丽而得陶柳恬淡之情,与画作两相映发。倪瓒是元末题画诗存世最多、质量最高的画家诗人。元末及元以后题画诗的兴盛,与倪瓒的诗画创作实绩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