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西江军事及其诗歌呈现——以侬智高“叛乱”为中心

北宋皇祐年间,侬智高在左右江起兵反宋,顺江东下,仅历时半个月就直逼广州.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息了,但也暴露了北宋岭南防务的空虚,激发了文人对岭南军事的反思与关注,并试图通过歌咏忠勇之士来重塑士大夫形象.     

汉族想象中的“他者”与壮族的“自塑形象”——关于侬智高形象两种文本的比较分析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基础上,把汉族官方文献与壮族民间传说中有关侬智高形象的两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门学科理论知识,从自我与他者、社会集体想象等方面探讨汉族官方文献中的侬智高造像的深层原因,追寻壮族民间传说中的侬智高形象塑造的民族心态。     

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之体系探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政府对于工商业的监管较为宽松,商人们积极地建立了许多会馆、公所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权益。这些行会规约大致可以分为财务制度、用人制度、救济制度、商事组织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等。分析这些制度可以发现,清代的工商业行会规约虽然是由不同的行业会所制定,但是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并拥有了一套独特的体系。     

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近两年来在天柱实施田野调查所获之碑刻的解读,发现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自明初逐渐步入王朝国家系统而＂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之后,教育作为＂王化＂统治策略之一,备受王朝国家的重视,同时,作为身份改变的一种途径,学校亦备受民众之欢迎。因而,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中发展尤为迅速。在运用碑刻史料对明清时期天柱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时,发现其教育范围涉及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以及清末的新式学堂,同时,碑刻资料也像我们活生生地展现了各级学校在筹集办学经费中的艰辛与困境。通过对明清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状况的描述与分析,或可为当代教育提供另一种借鉴的视角。     

碑刻:古代欠发达地区的主要文献形式——以宜州地区为例

古代欠发达地区由于条件的限制,其社会记录功能主要由碑刻这种方式实现,我们在研究、制定这些地区的发展规划前景时,应客观地研究其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做出符合于该地方发展的决策,因此,在研究其古代文献的时候,应以碑刻这种主要文献入手。     

黔中屯堡地区的碑刻类别及价值略论——以安顺市西秀区为例

黔中屯堡地区有丰富的碑刻文献,既是当地乡土文化景观之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也为研究安顺屯堡乃至黔中村寨沿革、家族发展、民俗文化与旅游遗产等提供了重要凭据。据碑刻内容及形态,可将之分为禁约、纪事、述德、纂言等类。黔中屯堡区域丰富的碑刻文献对研究地方风土民情、村落与家族历史、明清贵州地方赋役与驿传制度等皆有一定参考价值。     

碑刻的制作与篡改——以广西恭城为中心的讨论

碑刻不仅作为历史文献的载体,其本身亦应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通过利用广西恭城的碑刻资料讨论碑刻的制作与篡改过程,着重探究刻工群体、碑刻制作成本与象征意义的生成,以及碑刻篡改背后地方社会的运作实态,并进一步提出地方社会中碑刻文化的意义。     

清代普宁的书院建设与地方社会变迁——以碑刻文献为中心

以清代普宁所兴办的两所最为重要的昆冈书院及三都书院的发展变迁为内容,结合地方碑刻文献,探讨该书院对于清代普宁地方的人才培养及风俗教化的重要作用,与普宁地方士绅阶层对书院的兴建、修复以及发展方向,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     

客家妇女与神明崇拜——以明清寺庙碑刻记载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主要以10余块留存于世的明清客家妇女参与捐田、捐款的碑刻为分析对象,探讨客家妇女的神明崇拜。明清寺庙碑刻反映出客家妇女信仰的神明涉及到不同教派神,佛教、道教、地方神均有。尽管大多数捐款妇女为本村村民及附近有姻亲关系的女子,信仰圈与社会活动圈均不大,但从明清客家妇女对社区事务有所参与,有的甚至主导了寺庙的整场捐款活动来看,传统客家妇女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家族碑刻中的民俗与观念——以闽西客家地区的调查为重点分析

本文通过对闽西平和县九峰镇建祠修坟碑、建校设文会碑与禁碑三类家族碑刻的分析,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地方民俗与乡民的传统观念。     

西南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学分析——以乌江流域为例

包括乌江流域在内的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多是单一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之地,历代各族人民通过勒石树碑方式记录了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其中颇涉令人瞩目的女性形象。借助地方史志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根据类型学分组归类的理念和方法,包括乌江流域在内的西南民族地区历代碑刻文献中的女性或是执掌权柄的巾帼英豪,或是仁义好施的善妇,或是善事翁姑的孝妇,或是助夫成就的贤妇,或是勉力抚孤的慈母,或是坚贞不移的节妇,这种分类大致可以窥见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对女性的态度。研究这些女性形象,是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化,也对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     

山东灵岩寺寺院经济状况简析——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该文主要依据碑刻资料论述了灵岩寺经济来源和消费支出等情况,从中可知:其经济收入方式比较多,如可经营土地、手工业、邸店、高利贷、店铺以及慈善布施等;消费支出亦不少,如日常生活消费、生产消费、宗教活动消费、寺院建筑营建与维修、接待性消费、社会慈善,尤其以建造和修葺建筑物的花费最多。     

从土司通婚看土司之间的关系变化——以湖南永顺老司城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面对内外局势和实力强弱的变化,永顺土司彭氏家族在不同的政治利益的驱使下,选择了不同的婚姻对象,与其周围的土司家族之间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婚姻集团,建构了自己的权力网络,巩固了永顺土司在地方社会的权力,实现了其政治统治的目的。永顺土司这种独特的联姻方式及其变化,大多散记在碑刻、家谱等民间文献中,通过对该类文献的利用与解读,有助于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论西夏法律制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为例

西夏法律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为例,其法律制度既大量吸收了秦汉、唐宋以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许多内容。同时,又针对本民族的实际情况,使其立法不囿于旧有律令,司法不囿于旧制,尚新务实,多所变革。     

冀南太行山区明清时期庙宇碑刻现状及保护对策——以涉县为中心的考察

冀南太行山区明清时期的庙宇碑刻除少部分保存面貌较好以外,整体保存现状堪忧,碑石移作他用、残断、随意堆放、旧碑新刻、人为凿毁和污染、填坑和埋置、盗窃,以及自然风化等导致的损毁或遗失现象十分普遍。为了使碑石得到妥善安置、科学保护,使碑刻文献资料传之久远,可以县、乡、村及村内庙宇为单位,分步骤有序开展碑刻的全面普查,对现有杂乱堆放和残断碑刻合理归置、修复,制作拓片并予释录,最终形成冀南太行山区庙宇碑刻文献电子档案。     

西夏典借制度的几个问题——以Инв.№.5147②西夏文典畜契为中心

黑水城出土俄Инв.№.5147文书有一件以牲畜为质物的典畜贷粮契。结合《天盛律令》与唐代敦煌契对比分析,发现此契对西夏典借制度有如下补充认识:首先,西夏继承了唐代的质押类型,但在收息方式上灵活多变,表现出"以典充息"和"典息两立"并存的特点;其次,在债权担保制度方面表现出"使军"担保的意义,其担保方式有财产担保和劳工担保两种形式;第三,西夏民事契约关系中违约罚款的官方收缴机构为罚赃库。     

民国时期揭阳海外华人捐助活动探析——以现存的题捐碑刻文献为中心

海外华人题捐碑刻文献是地方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主要内容涉及桥路修建、庙宇修建、祠堂修建及学校修建等四种类型.碑刻文献生动地揭示了海外华人与地方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雍穆渊雅 汉篆典型——以《袁安碑》为例谈汉代篆书碑刻的欣赏

<正>古文字通过隶变而走向今文字。隶书是在对篆书解构、破坏的基础上形成的,至汉代而鼎盛,有"秦篆汉隶"之誉。汉代既是隶书发展与成熟的时代,又是隶书被定为官方文字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隶书也反过来影响了汉代篆书的书写,从而形成了颇富特色的汉篆,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所谓"典型",是指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     

论西夏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西夏政权是以党项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由于民族的迁徙,传统的继承及文化的交融,西夏政权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凸显了与其周边政权的差异之处。妇女地位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不例外地显现出了其自身的特点。如在经济生活中,西夏妇女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拥有特殊的经济权力。文章以《天盛律令》为中心,探讨西夏妇女的经济地位问题。     

客家学之家族史料与地方史料相关议题研究——以清代台湾南兴庄杨氏家族为例

家族史之纂修,通常以旧有家谱为基础,除了需要广泛搜罗各房与各支的家谱之外,各种文物的搜集分析,可以让家族人物以动态方式显现。台湾大溪南兴庄客籍杨家先祖对于家族传承的重视,表现在后裔对于家谱的传抄与保存,百年来已有传抄之家谱至少十数件。这多件家谱中,有些致力于完整搜集杨家人的名录与概况,为家族团结与追本溯源贡献心力。除了家谱之外,各种老字据与碑碣、文物中的记录,表现出家族人物对于地方事务的参与,以及族内外之社会经济活动,相较于家谱的静态展现而言,透过老字据与碑碣文物之调查与研究,更能表现家族人物动态活动的一面。以历史文献法与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搜集、整理与分析历史文献,配合实地调查所得,展现客家家族史完整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