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分析我国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看法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意义、现状与不足,认为必须有限制地在刑诉法中正式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搜查、扣押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秘密侦查监听排除规则。     

秘密监听法律监督研究

秘密监听措施的滥用侵犯了公民的人权、隐私权、通讯自由等权利,我国的秘密监听措施缺乏法律监督制度,容易滥用。对秘密监听措施的法律监督,英国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美国有严格的监听报告制度,日本有监听的通知、撤销制度,俄罗斯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我国应明确规定秘密监听与非法监听的范围及后果,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律监督机制和以法定令状为原则的启动机制。     

秘密监听的价值冲突与平衡

秘密监听作为打击犯罪的高效手段,已被较为广泛地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但在立法上尚属空白,公众对秘密监听的认可程度还相当低.因此,全面解析秘密监听的价值,深入了解秘密监听的价值冲突,寻求平衡秘密监听多元价值冲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是提高人们对秘密侦听的认知度的有效途径,更是构建、完善我国秘密监听法律制度的理性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及于私人

根据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辩方取得的相关证据在法庭审理当中也应当参照排除规则进行相关调查。然而此条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条文中并未涉及,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究竟辩方,即被告人、辩护人以私人取证方式不法获取的证据是否受该排除规则的规制以及如何规制,进而延伸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私人调查取证的现象。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电子监听技术的立法思考

电子监听技术作为技术侦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国际反腐败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合理运用电子监听技术并完善相关立法是非常必要与紧迫的。在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电子监听技术侦查立法提出建议：（1）应将电子监听等秘密侦查方法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律中单独列章予以明确规定;（2）应将职务犯罪尤其贿赂犯罪明确规定在电子监听的适用案件范围之内;（3）严格规定运用电子监听侦查的审批机制。     

对监听的重新认识

考察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侦查实践,会发现监听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我国古代就有依靠自然感官进行监听的案例。目前学界对监听概念的认识并不全面,没有廓清监听的全貌,与客观实际不符。监听是强制侦查行为,本质是秘密听取他人的谈话信息,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否则就会挂一漏万。科学地界定监听的概念和性质是实现监听立法的逻辑起点,也是对监听进行合理规制,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相平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对被告以原告民事诉状作为其作出行政复议终止决定证据的审核认定--兼及行政诉讼的部分认证规则

在行政审判中,对被告以原告民事诉状作为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的类似情形,如何审核与认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亦无具体规定。但《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了证据审核的规则——案外证据排除规则、自认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审判机关应依据上述规则的法律规定及相关理论,对上述证据进行采信与否的分析论证。     

监听记录证据效力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监听这一侦查手段正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监听也严重侵犯着公民的隐私权。长期以来，我国的监听立法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理论界对监听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监听这一侦查手段的运用。研究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就在于解决司法人员在实施监听过程中面临的证据困惑，以达到进一步规范监听侦查行为之目的。     

基于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动态密钥托管方案

采用动态可验证秘密共享方案,设计了一个基于椭圆曲线密码体制的动态密钥托管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共享秘密的动态更新、子密钥动态分配问题,且易于实现、效率高,提高了密钥托管的动态性和灵活性;该方案不仅能有效克服易受阈下信道攻击的缺点,验证用户的托管密钥正确性,检查出失效的托管代理,而且能解决"一次监听,永久监听"的问题,避免监听机构权力过大的现象,并能防止密钥管理中心与托管代理的欺诈。     

技术侦查证据规范运用之进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赋予技术侦查证据以证据能力,但由于技术侦查证据规范的不完善导致技术侦查措施面临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滥用风险,并引发了三大层面的价值矛盾,即保守秘密与人权保障的矛盾、证据价值发挥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矛盾、真实发现与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矛盾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制度的力量,技术侦查证据规范本土化的构建思路为：对证据审查模式进行梯度设计、明确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决定主体、构建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侦查监听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作为一种侦查措施,监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鲜明地反映了侦查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安全、秘密的私生活权益之间的冲突。本论文试图以公民隐私权保护为视角找出监听中侦查权力的合法界限,进而指出应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来平衡侦查权力与隐私权之间的权益冲突,并以此来设计侦查监听的各项程序制度。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新刑事诉讼法行政证据使用条款论析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立法的理论根源在于我国行政违法、刑事犯罪二元追责体系和空白刑法规范对行政法律法规的依赖。因此,行政执法办案获得的证据实有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必要和价值。然而,在实践中该条文尚显粗疏,有较大解释空间。并且,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与刑事诉讼诸多规则存在冲突、矛盾,因此,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应当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司法监督和证据裁判等原则。     

数据库安全审计系统的部署与应用

计算机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在各个方面,信息系统中的核心数据库安全更显重要.部署基于旁路监听的数据库安全审计系统,对审计规则作相应的配置,能够有效地审计、监管外部的入侵和内部的违规操作,为事后追查提供证据,还可利用审计数据对业务系统的优化提供参考信息.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论述

自两高三部委发布的两个规定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人们的焦点,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相关规定的出台喝彩的同时,大部分人表示悲观——＂缩小非法证据的范畴＂、＂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对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定过于模糊＂,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剖析了我国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瑕疵。     

自由心证与排除合理怀疑关系再诠释

自由心证指导着事实裁判者对证据的取舍及对其证明力大小的判断,是事实认定的前提;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被认为是非涉案人在参审过程中对案件事实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传统的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将不具备相关性与可采性的证据予以排除,但是在最后陪审团评议过程中,陪审员可以根据个人阅历、经验理性对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证据材料的证明力进行"自由"评价,合理怀疑规则也就成为了证据的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规范证据能力的一条规范,不仅对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而且在保护人权,限制警察权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追溯至美国,本文在概述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我国建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德国证据禁止制度之类型分析与借鉴意义

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基准下,德国形成了一套极为发达的证据禁止理论,包括收集证据的禁止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根据刑事诉讼不同的阶段对非法取得和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之证据能力进行阐述。"权衡理论"为查明案件真实与保障被告人利益的冲突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限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相关理论缺失和操作性不强的现状影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和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借鉴德国证据禁止制度在维护实体公正与追求程序正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证据规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系统化、清晰化、配套制度完善化的优越性。它不仅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一般规则、"毒树之果"规则,还通过司法判例创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其严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启示,笔者提出了在立法上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不可"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启退却的"后门"、律师讯问在场权不可缺位、"双录"制度"应当"化、构建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够指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