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探析日本文化的特殊性

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名著《菊与刀》中把日本社会的文化定义为一种＂耻感文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定义为＂罪感文化＂。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罪感文化＂强调自律,＂耻感文化＂强调他律。实际上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对＂罪＂的概念认识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误区。把日本文化定性为＂耻感文化＂,否定了日本人的罪感意识。确切地说日本文化兼具＂耻＂与＂罪＂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人的扩大意识

日本民族是一个极端矛盾的民族,他们的缩小意识体现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同时又常以“经济大国”“大和民族”自居,具有在“小”中求“大”的扩大意识。基于此,从语言角度,从日语授受动词、敬语体系及接头词“大”入手,分析日本民族的扩大意识,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和日本社会,客观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民族性格。     

从“老师,不要表扬我”看日本的“不表扬文化”

日本流行的＂不表扬文化＂是由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这一文化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是激烈的竞争意识所导致的一种隐忍思维。＂不表扬文化＂从中小学教育阶段就开始流行,由于当众受表扬会使自己被孤立,日本人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被表扬,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羡慕、嫉妒、恨＂。＂不表扬＂和日本人的谦虚文化、团队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使得日本人的性格中普遍具有一种被动的倾向,即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意见,极力避免与众不同,这也是日本人被称为＂最缺少朋友的民族＂的原因之一。     

从日本“名誉”与“耻感文化”——看现代日本人自我约束意识

现代日本人有非常在意他人的目光,特别遵守社会秩序,禁忌多,自我约束意识强大等很多看起来非常适合文明社会的所谓高素质人群的特点。这些特点与经济发达还有受西方先进文明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民族本身血液里所流淌的＂名誉＂与＂耻感文化＂。本文从＂武士道＂精神中的＂名誉＂与鲁思.本尼迪克所命名的＂耻感文化＂的＂知耻＂心理中寻找当今日本人严谨的行为约束力与严守社会秩序意识的根源。     

祖国意识与民族主义的产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并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想象共同体”的产生;厄内斯特·盖尔纳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共同关注欧洲民族主义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分别从工业现代化及精英与民间的意识角度分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产生。文章试图讨论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人民对国家认识的转变带来祖国意识的产生,以及这种祖国意识与民族主义的产生之间的关联。     

独特的美丽与哀愁——论《雪国》的“物哀”之美

川端康成作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受前朝和歌、《源氏物语》等＂物哀美＂特质的文学影响较大。作品《雪国》是其＂物哀＂美学影响下的代表作,基调优美哀婉,情节平和含蓄,却让人在掩卷后不断回味。本文分别从＂物哀＂的形成与理解、《雪国》中的物哀之美及其中的现代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物哀＂之美这一明显特质入手,结合《雪国》,分析这种独特的美丽与哀愁,以及包含于其中的现代意识。     

从“はい”的用法看日本人的“不安感”与“和”意识

日语中很多词和句子都必须在一定的情景中使用,要理解这些词或句子的使用情景和语义,就必须先从日本的文化背景入手。日语中＂はい＂一词的频繁使用,与日本人喜爱肯定表达而尽量回避否定表达有关,而这一现象正反映了日本人的＂不安感＂与＂和＂意识。本文拟从＂はい＂一词的用法看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及意识。     

中日商务活动中日本人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文化解读

在中日商务活动中,日本人经常会表现出非语言交际行为,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针对这种现象,从体态语和副语言两个方面分析中日商务活动中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差异,并从日本人非语言交际的行为特征、文化成因对日本人非语言交际行为进行文化解读,有利于减少中日交际误解和摩擦,保证中日商务活动顺利进行。     

不同的“三国志”

三国故事在日本受到推崇是中日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一种反映。然而,日本人眼中的《三国志》和三国人物和中国人的看法又存在着一些很微妙的差异。从对三国文化的不同态度上,本文试图找出这些区别和特征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读出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有的理念。     

浅谈日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文化

日本是一个独具自然和民族特色、一个富有集体主义且协调性很强、一个在各种礼仪上要求严谨的国家,其中的禁忌文化不仅在中日两国的交流中产生很广泛的影响,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了解日本的禁忌文化,可以了解到日本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及其在人际关系上强调达到＂和＂的境界;可以了解到日本独特的民族性,并在此基础上,增进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减少或消除在与日本人交往过程中的误会,做到＂入乡随俗＂。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文化性格特征

日本是一个具有双重矛盾性格特点的民族,这种矛盾性格的形成与日本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日本人的主要社会价值取向表现为集团主义。这种价值取向一方面使日本人产生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和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心,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人对权威的盲目顺从。等级序列意识是集团主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等级意识使日本人常常敏感于自己在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在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对上服从与对下傲慢的特性。在生活态度上,日本人倾向于对事物本身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只重视现在而不太拘泥于过去,表现出十足的现世主义色彩。上述这些特征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影响和制约日本民族特性的深层文化要素。     

对文化多样性相关价值问题的认识

文化多样性产生的根源来源于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生境的。文化多样性应该是人类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这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性的最基本点。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殊性,往往是这个地区或民族赖依生存的精神支柱,这种文化的认同往往成为一个地区人民或一个民族＂自信＂的基础。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落后,民族整体上的＂自信＂往往不够,面对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优势＂民族文化进入,这种传承社区、文化生态区对整体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自我恢复能力十分有限。东亚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较快进入和完成现代化过程,但其传统文化却得到较好的保护,体现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较好结合,值得我们借鉴。     

浅析日本人的商务交际特点——以商务日语中的“挨拶言葉”为中心

了解日语语言及日本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特点正是为了解决如何跨越中日异文化交际的障碍与日本人进行有效的交际问题。日语中的＂挨拶言葉＂不仅种类和数量繁多,结构和使用复杂,而且待遇表现严格,上下内外分明,有固定的模式。＂挨拶言葉＂的这些特征是与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包括以和为贵的交际意识,强调集体归属感的交际手段和以心传心的交际审美观等日本式的交际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日语寒暄语表达看日本文化背景

寒暄语代表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素质和语句表达特点,一个国家的言语,可以充分展现其固有的文化特征。日语中常见的问候语,看似简单容易,却蕴含深厚的日本文化底蕴,表现了日本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文化习俗。语言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承载着文化信息。日本是礼仪之邦,人与人交往时都使用寒暄语,而且寒暄语在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学好寒暄语是更好地与日本人交往的必备条件之一。日本人有着极强的集团意识,＂和＂与＂恩＂的理念甚至影响到言语方面。本文通过日语寒暄语中的例句,找寻日本文化的一些踪影,为日语学习者熟悉和了解日本文化提供方便。     

干阑建筑文化系列研究之一 侗族干阑建筑榫卯间架结构的文化功能——以广西桂北干阑建筑为个案分析

建筑人类学是研究少数民族建筑的一种新方法。通过对侗族干阑建筑榫卯间架结构的研究,能找到一个民族的原思维方式、生命意识、生存法则、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干阑建筑的鸳鸯榫、龙舌榫和狗鞭挂等连接体,通过＂类比取象＂思维,唤醒了人的＂类生命意识＂,这种榫卯间架结构逻辑深度阐述了干阑建筑文化逻辑和人类生命逻辑,使干阑建筑榫卯间结构与文化功能完美地统一。＂干阑式＂既是一种＂宇宙观范式＂,又是一种＂本土认知方法＂。     

浅析日本文化中樱花的美学意义

樱花是日本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学符号之一。结合日本民族的＂物哀观＂的审美精神,着重分析了樱花在各个时代所体现的美学意义及其演变过程,以此来拓展我们对日本人美学理念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蒙汉民族“白”色词的文化差异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汉民族是农耕民族。虽然同在中华大地,但受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人文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两个民族对同一种颜色＂白＂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映射在语言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词汇文化。蒙古族＂尚白＂,而汉族却认为白色是凶色。本文将根植于两个民族的不同信仰分析造成这种截然相反的认识的原因。     

“锈”：时光烙印的美学元素

日本人把＂岁月的记号＂叫做＂撒比＂,翻译成中文是＂锈＂的意思。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锈＂的概念,是试图把时间作为艺术材料来处理。而这种概念并不是日本人的发现,而是人类共同的体验。时间在流逝的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张力和侵蚀,总要在我们的空间里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激发了我们这样或者那样的联想和怀念,这就是时间的魅力。     

浅析“过劳死”背后的日本人心理

＂过劳死＂一词源自日本,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时期。＂过劳死＂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日本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为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它是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透过＂过劳死＂这一表面现象,从解读民族心理层面深层次挖掘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和危机意识。集团主义和危机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万事万物都要讲究＂度＂,否则,积极的事物也会对个人乃至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从“忠”“孝”在中日儒学文化中的地位差异看文化变异现象

许多人认为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度,但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并没有被日本人全盘接受,而是受到日本的社会和人文条件的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变异。本文通过中日儒学传统文化中＂忠＂、＂孝＂地位的对比分析,阐释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