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寄語

正文化是鬆散的結構,內中充滿了張力。無窮無盡、川流不息的各種力量在相互牽拉、撕扯、撞擊、會通、融合。也可以說,文化是由多種元素構成的化分化合的綜合體,因不同元素之間的交錯互動,彼此相斥相激,而産生新的令人類歡愉的生命體。《易·繫辭》說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生生"情形下的"易"之太極,不妨看做是對人類文化現象的哲學槪括。而在宋代思想家張載那裏,太極和"太和"爲同一範疇的不同名相,所揭示的則是天下大道和天人之道所籠攝的無盡含藏:"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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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科的國際化,步調很不一致.自然科學全世界評價標准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 模型以有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容易接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 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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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喜歡用"國學"兩個字,更喜歡用華夏文化這個詞.因爲華夏文化只屬於中國沒有.振興華夏文化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們要清楚,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整個世界人類的文化結橨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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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儒、释、道與宋明理學四大思想資源與思想傳統,最根本虚是修身做人,强調人的德性修養和人文教育。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聖賢、君子,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眞人、神人,佛敎的理想人格是成佛陀、菩薩。其修養要旨表明,生活在凡俗、现實之中的人,總要不斷追求一種理想的勝境。士人以此安身立命。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會精英層,相反,通遇敎化,通遇民間社曾文化的各種方式,如蒙學、家訓、家禮、戲文、祠堂、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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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馬一浮先生一個重要論斷,是以國學爲六藝之學,以六藝該攝一切學術,包括諸子、西學等在內。在現代學術中,這個說法顯然不是主流。但當代學術的確越來越重視六藝之學。馮友蘭先生晚年反思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硏究,特別提出忽視了經學傳統,尤其是易學。其弟子、我的老師朱伯崑先生著《易學哲學史》,系統梳理易學在中華民族理論思維方面的貢獻,是對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硏究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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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評估同時代的學問,除了眼光向外的橫向比較,應該更多地縱向關注與前賢對話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高明,歷經時間的檢驗,而一般所要接軌的國際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國硏究而言其實大都處於邊緣的位置。治中國學問,應當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旣具有統系,又不涉傅會,眞正有所創獲,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於時過境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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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之核心和源頭是經學,亦即馬一浮先生所說六藝之學,此乃客觀事實判斷,而非主觀價值判斷. 夫子筆削《春秋》,游夏莫敢贊詞,而三傳解經,各呈己見;韋編絕《易》,二三子旣承謦咳,而《易傳》猶有複重;至於《詩》《書》執禮,伯魚子張趨庭書紳,出質乖違:是六藝之學,雖有七十子發揚鼓蕩,其義已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西漢建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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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通俗化、普及性的科學作品已充滿市場.在西方,你到任何一個稍有規模的書店雲瀏覽,都會找到幾個書架的這類作品,通稱"通俗科學"(popula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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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浮先生講述六藝,絕對不只是要傳授一些古代文獻學方面的知識而已.他有使人人“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的弘願,他要憑藉六藝之道使人們“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體現“聖人之盛德大業”. 馬先生說:“六藝之教莫先於《詩》”;又說:“六藝之教終於《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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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今年9月9日是湯一介先生辭世兩周年忌日。想到先生說過的許多話,頗多感慨。上世紀90年代,湯先生曾與一位比利時大學生對話。問,湯一介爲什麼不說自己是哲學家?湯曰"這個問題得由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來回答"。本世紀初,湯先生在《我的哲學之路》自序中再次寫到,那一時期的普遍看法是,只有馬恩列斯、毛澤東等幾位偉大領袖才可以被稱爲哲學家。"其他人只能是哲學工作者。他們的任務只是解釋這些偉大人物的哲學思想'。并且,這類解釋往往是政治的,簡化的,而不是哲學的。比如全部哲學史就只是存在與意識、唯物與唯心、進步與反動的簡單歸類。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哲學家,但卻應當主張,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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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一向被認爲是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京西大覺寺留有兩塊懸匾,其上是乾隆手書"無去來處"、"動静等觀"。如果來與去、動與静了無分别,"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自然要化約爲"我從來處來,我到去處去"。"無去來處"的中國式轉换實在是意味深長,它并非取消了西方哲學的問題,却可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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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關於國學我總要談到一點,國學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非常的廣博。可是在國學裏面它有一個主流,這個主流是儒學;儒學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是經學。我講這個話,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不研究經學,不了解經學,應該説就没有把握住我們傳統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在中國的歷史上,"經"的作用與地位與"史"是不一樣的,雖然古人説,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左經右史。可是二者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不能認爲"經"與"史"是相等的,如果説這二者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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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浙大馬一浮書院這艘剛剛啓航之舟,自然會問:她的遠方在哪裏?在人類文明史上,文明的火炬在時間的隧道裹燃燒,在一代一代人的傳遞中留下火種,也總是會在燃燒中產生灰燼。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看到,有人默默地保存着文明的火種,也有人卻炫耀着文明的灰燼。中華文化的火種在哪裏?就在中華傳統學術思想的主脈——經學之中。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歷史文獻累積之六藝,賦予新意,而成儒門之六經。馬一浮先生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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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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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明的記錄和傳播介質日益轉向移動互聯,萬物相互聯接的思想時見發明倡導,而互聯網上仍充斥着戾氣、仇恨和鬥爭。文化認同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雖然前賢多有論述文化高於種族,而遵循何種文化模式以生仍困擾着當代的人類。我漢語世界一度以"體""用"判斷世界的關係,今天的漢語人仍多以體用看待古今、中外、雅俗、新舊,很少人省察此一思維與網絡時代、英特納雄耐爾極為扞格。迄今為止的全部互聯網資訊乃至仍在增富的網絡世界,都建立在0和1的進位組合之上。所有的"上帝"、創造網絡世界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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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熱”一詞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門歡喜赞叹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都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割白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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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我注意到整個華人學術界有一種新的發展:愈來愈緊、愈來愈機械化的指針及評量機制,這一個制度由自然科學吹到社會科學,現在又吹向人文學科。首先,我必須强調,我贊成健康的學術評量標准,不過,人文學科有其特質,必須摸索出一套合適的機制,輕率地移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標准會産生無窮的流弊。我想先在這裏提出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