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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在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時說:"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 u derS(亨利希.吕德斯)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它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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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雨僧,1894-1978)先生《空轩诗话》有云:"始宓于民国八年(1919),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同样在1930年代,吴先生于清华园藤影荷声馆里又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此话在超过一甲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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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1990,(1)
陳寅恪先生所讀高僧傳今有三種:高僧傅初集,即梁慧皎撰高僧傳,南京金陵刻经處刻本,四册,十五卷;高僧傳二集,即唐道宣撰續高僧傳,揚州江北刻经處刻本,十册,四十卷;高僧傳三集,即宋赞寧撰宋高僧傳,亦為江北刻經處刻本,八册,三十卷,但其中有批語者僅三册,十二卷。據先生生前發表的与佛教僧傳有關的一些論文的刊布年代及蔣天樞先生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可以推知,这些批語應该是先生1926年至1937年間在清華大學任教,讀書授課時所作,其中多數當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批語俱寫於原书上下空白處及行间,字極細密,且無標點。批語多時竟至原书几無空白之處,在一页無空白處時,復又书寫於前後頁。從字跡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關内容的批語,往往不是一時寫成,前後時有補充或更正。設想先生當時讀書,有所得時,即隨手批寫於书上,以為以後撰寫論文時的材料,只是備自己參考,並沒有直接發表的打算,因此書寫颇不规整。但因此辨识整理起來亦颇為困難。原書在去年经先生女兒流求、美延交来,囑代為辑錄整理,時经一年,尚未全部完成,至惑愧怍。先生人品文章,舉世景仰。今徵得流求、美廷二位同意,將已抄錄的部份批語整理發表。海内學人,於此或不僅見先生治学門径之一途也。公元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後學王邦維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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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他蘊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體例最完整的一部著作。雖然由於目盲體衰,整部書係經寅恪先生口授由助手筆錄整理而成,細按無一字不是作者所釐定,無一句不經过作者學養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這部嘔心瀝血之作的出版,應了1962年先生說的“蓋棺有期,出版無日”那句極沉痛的話。今年是《柳如是别傳》正式出版十周年,恰又是作者一百週年誕辰,為了紀念,本文詳盡探討了此一大著述的學術精神、文化意蕴和文體意義,提出《別傅》既是箋詩證史的學術著作,又是為一代奇女子立傳的傳紀文學,又是借傅修史的歷史著作。實際上是寅恪先生自創的一種新文體,特點是綜合運用傳、論、述、證的方法,熔史才、詩筆、議論於一爐,將家国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徹全篇。如果說《論再生緣》是這種新文體的一種嘗試,《柳如是别傳》則是這種文備众體的典範。作者更辉煌的學術目標是通過立傳來修史,即撰寫一部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論者或謂《别傅》篇幅拉得太長,釋證詩文時而脱離本题,枝蔓為說;當我們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會怪其釋證趨繁,只能訝其用筆之簡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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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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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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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詩集》有兩首題為《寄卞孝萱》的詩,這兩首詩陳寅恪先生遺詩殘稿中没有,唐筼編詩目不載,卞孝萱先生生前也已失去了陳先生手稿.此二絶句録自吴宓先生抄存稿,藉此世人才知道有這兩首詩.時人程巢父曾撰《卞孝萱娱母 陳寅恪寄詩》文,試圖揭示此詩背景.2008年胡文輝出版《陳寅恪詩集箋釋》也對此詩有所注解,惜二人於卞、陳二家交往知之甚少,又限於體裁未能深入研究.然胡《箋》已搜羅《娱親雅言》之散見於各家别集者十一則,可謂用心良苦.2010年出版的卞僧慧新著《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對於此二首詩却是無所提及,甚為遺憾.今撰此文,介紹卞、陳二家的兩代人的文字因緣.揭示這兩首詩寫作的原委,同時表達對先師卞孝萱先生的無限哀思.臨文不諱,文中陳寅恪先生、卞孝萱先生或直稱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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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京前,曾肅函上陳毛主席,附及哲學研究所事。略云:社會所需物質與文化,同等重要。力腐儒也,平生致力於文化學術方面。頃到暮年,所注意獨在此。竊幸五年之間,國基大定,世界局面隨之轉變,大地人類心理皆仰注於中夏。發揚學術,自不容緩。科學院尚未成立哲學研究所,似宜及時創辦。文化一詞,包含至廣,而哲學思想是其根柢。其他學問及一切制度,無不與哲學思想有關。今之綜合大學只十三所,哲學系已嫌少,教學人才更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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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經音義>三種,原是詮解佛經字義的書,但時至今日它的意義已遠不止此,所謂"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①,近人評述慧琳<音義>之辭也適可用於三種之總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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