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 追念朱维铮先生的书生意气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王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末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的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哪里留下遺憾。     

書香氤氳的壳鸭塘——龍榆生先生的家學

龍榆生(名沐勛,別號龍七,1902-1966)是與夏承燾、唐圭璋并稻的現代三大詞學家,生前曾享有大名.但到了我們這一代,已經知之甚少了.     

宋學的内聖轉向與《四書》學身心工夫

北宋前期的宋學學者均以復興儒家内聖外王之道爲目標,但是,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宋學主流對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懷疑進一步加深,他們逐漸更爲强調内聖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對走王安石從《五經》尋求富國强兵的外王路綫,轉向從《四書》在尋求内聖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聖追求推動了宋學思潮的轉向,與此同時也推動了《四書》學身心工夫論的建構和發展。宋儒的身心之學不僅僅是道德修身的德性學問,同樣也表達了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     

元聲元氣與清潔的詩史 從詩學讀懂王船山

王夫之是從整體意識形態的高度來審視詩歌和詩史的,因此,對於歷代詩歌,多所批判。他召唤英雄主體,召唤元氣淋灕的詩歌寫作,以便再造華夏文明,他的美學可以稱爲"英雄美學"。     

讀傅璇琮先生關於全字頭大書編纂的論述 爲《傅璇琮文集》出版暨傅璇琮先生九十誕辰而作

<正>2015年12月15日,我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到中華書局附近的電力醫院,看望病重住院的傅璇琮先生。因爲知道他十分關心我一直堅持做的《唐五代詩全編》的工作進度,入京前特別打印了相對接近完成的兩卷令狐楚的書稿。與《全唐詩》所收令狐楚詩比較,這兩卷有增補,有校訂,也有辨僞,更特別的是這兩卷中的第一卷以《元和三舍人集》爲底本,區分令狐詩與同收該集的王涯、張仲素二人誤混的情况,第二卷則以源出令狐楚與李逢吉唱和詩集《斷金集》諸詩爲第一部分,以源出令狐楚與劉禹錫唱和的《彭陽唱和集》所存詩爲第二部分,     

孔子“君子之道”的人文精神意蕴

正君子是儒家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的人格形象,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体现人文精神的人格形象。张岱年先生就曾借用《易传》描绘君子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君子的论述中,孔子是古代君子之道的开新者,也是儒家君子之道的奠基者。孔子君子之道的创新性贡献在于赋予了君子以人格涵义,赋予君子人格以人文精神,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君子之道,即凡而圣——通过《论语》探究孔子至圣与平凡的统一

正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孔子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新统,"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因此,孔子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与仰慕。孔子及其思想在历代大多为统治者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伴随而来的是孔子不断地被神化,从人的形象逐渐走     

理學工夫論的“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写意之美——刘福安先生的钧瓷艺术

又名“异兽瓶”吸收梅瓶和传统虎头门环的艺术特点设计,以饕餮瑞兽为饰,蕴含“延年益寿,平安祥和,镇宅避邪”之意。造型古朴端庄,恢弘大气。釉质细腻,莹润细滑。     

历史改道而行——街上的革命之六

1936年这个冬天的西安，令整个中国震动，令整个世界关注?在二十世纪正在成为过去的时候，即便对历史颇为热衷的人们，恐怕也无法想像出当年那种因突发事件而引发的复杂局面。随着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冯友兰先生的终极关怀——先生1988年所撰之阐旧辅新联略说

1983年,这一年冯友兰先生与金岳霖先生都到了八十八岁,冯先生题联一付,贺金先生寿,这上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下联是“论高白马道超青牛”。“米”字可分解为八十八,故八十八岁有称为“米寿”的。“茶”字可分解为廿和八十八,故一百○八岁称为“茶寿”。上联表示祝贺,并以茶寿相期;下联是指金先生的学问。公孙龙著有《白马论》,“论高白马”是说金先生逻辑分析的水平高于公孙龙。青牛指老子,金先生有《论道》一书,这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部著名形上学著作,“道超青牛”是推称金先生此书可与《老子》相媲美。     

原始儒學“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的“兩行之理”

對儒學天人關係的解讀主要有"合一"與"二分"兩種模式。三代時期的"天"經歷了"帝-命-德"的演變。孔子、孟子、荀子對天人關係的論述具有多種面向,不可一概而論。"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都以修身爲目的,二者可以共存,本體論之"合一"與工夫論之"二分"是相輔相成的,"分合"的"兩行之理"體現了一種整全面平衡的認識論。     

存在·沉沦·向死而生--海德格尔之思的启示

浮生若梦,世事纷繁,一桩桩人生图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目迷五色,歌舞升平,可以了此一世;功成名就,光耀门楣,亦是一种追求。一样的生命承担着大相径庭的负载,弹出我们人生各异的旋律。在这奔波与忙碌之余,不妨把目光暂时抽离这躁动的世界,来感悟一番与我们一样生活却不一样     

从琴挑、曲有误谈《诗经·关雎》“琴瑟友之”的含义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琴挑”富豪千金卓文君的故事作为有史可证的才子佳人的最早版本而流播至今,司马相如超越世俗礼法的行为非但不受历代士大夫的指责,反而被誉为千古风流之事。文君夜奔之事载于《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后经《西京杂记》渲染而可富于浪漫色彩。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鲁迅先生和《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个人的受难》及《〈城与年〉插图》

<正>为了介绍、引进清新、刚健、质朴的文艺,鲁迅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29年至1930年间,鲁迅在柔石的协助下,编印了《艺苑朝华》第一辑共5册;随后,鲁迅又在1931年2月编印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士敏土》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士敏土"是水泥的译音。这部小说以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水泥工厂重新恢复生产的故事为中心,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