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我國最早的樂譜

中國是世界原創意義上最早發明樂譜的兩個國家之一。近來由於受日本回傳中土的文字讀《碣石調·幽蘭》之誤導,受衆普遍認爲唐代卷子本《碣石調·幽蘭譜》爲中國現存的最早樂譜。綜括對史書、宗教、音樂等歷史和文獻的梳理考證,本文揭示了中國現存最早最有用之樂譜,是歌唱《詩經》的聲曲折譜,并以步虚詞曲等形式在道教和民間祭祀音樂中傳承不絶。這一鈎沉索隱,不僅將中國樂譜的存世歷史上推了千年之久,而且在跨學科研究中國早期音樂方面“示來者以軌則”,具有創新價值和典範意義。     

古典民本主义的立场分异与价值认同

自《五子之歌》直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勝予＇＂,（《尚书·五子之歌》）先秦思想文化史上鲜明中国问题背景的民本主义命题逐渐清晰塑形,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则进一步演绎出繁富的民本主义言说谱系。由于这一庞大言说谱系与西学东迁中输入中国的现代民本主义知识框架并无边际产系和因沿脉络,所以我们将其定位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古典民本主义。     

渾沌與太極

一 前言 早期論述中國文化或比較中西文化的學者,時常列舉的一項中國文化之特色,乃是中國没有創世神話.這個命題配合着"中國文化缺乏宗教精神"、"黄河文明質樸說"或所謂的"儒家是人文主義"等諸種的命題,它們構成了一種强而有力的論述,這種論述强調中國文明缺乏形上的思考與宗教的情懷,它基本上是現世的導向.     

陳詩“明清痛史新兼舊”尋解 《柳如是别傳》歷史書寫的“古典”“今典”和“近典”

正一1963年冬,陳寅恪晚年歷經十載、近八十萬言的嘔心瀝血之作《柳如是別傳》終於竣事,於是感賦二律,題目爲"十年以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卯冬粗告完畢,偶憶項蓮生鴻祚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傷哉此語,實爲寅恪言之也,感賦二律。"這裏且說第二律,原詩如次:     

"軟紅塵裏着新書"——香溪漁隱"鳳城品花記"與晚清的"花譜"

花譜,花譜,艶絕秦宫歌舞.幾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斷魂.魂斷,魂斷,紙上呼來如見. [清同治]羊城聽春樓主《調笑令》② 二十世紀的學者在研究清代戲曲評論著作--尤其是京劇在北京的強勁崛起之後的戲曲論著時,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尷尬:清代的戲曲論著很不能說是少,至少是比曲論相當繁榮的明代在數量上多出許多,但是讓學者頭疼的是,其内容跟明代士人之熱衷於考字論調,校聲度曲的興趣卻很不一樣,往往很難準確地把它們定義爲戲曲論著.簡言之,這類論著關心(伶)人的性情容貌年齡比關心戲曲本身的曲詞唱腔要多得多,對伶人,尤其是伶旦的身世長相的品頭論足要遠遠超過對劇本或表演藝術的探討.相較於"空疏"的明代士人,清代學者在中國歷史上以治學嚴謹著稱.     

學人寄語

中國傳統文化之核心和源頭是經學,亦即馬一浮先生所說六藝之學,此乃客觀事實判斷,而非主觀價值判斷. 夫子筆削《春秋》,游夏莫敢贊詞,而三傳解經,各呈己見;韋編絕《易》,二三子旣承謦咳,而《易傳》猶有複重;至於《詩》《書》執禮,伯魚子張趨庭書紳,出質乖違:是六藝之學,雖有七十子發揚鼓蕩,其義已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西漢建立官...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没有錢穆名字的錢穆家譜《錢氏宗譜》資料的發掘利用

黎嵩按:卞孝萱教授於二○○九年九月五日遽歸道山,本文竣稿於七月末,經先師手訂,爲最後之遺著.謹誌,以寄哀思. 我們在無錫市圖書館古籍部閲讀了<錢氏宗譜>影印本.該譜扉頁題"光緒辛巳歲重輯","錢氏文林公支宗譜","義莊藏板".卷首<目次>又題"錢氏湖頭宗譜".上卷八卷,首一卷,錄譜序、像贊、圖考、碑記、墓案、墓誌、傳狀、壽序、塋圖等文獻.下卷十一卷,首末各一卷,绿各分支譜牒.上下卷之板刻字體,均有纖細及寬大方正兩種分别.字體纖細者版芯題有"錦樹堂"三字;字體寬大方正者則無,據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三德支聯名共識,推知該譜字體纖細者爲北錢意香宗長所刻,字體寬大方正者爲三德支所刻.     

《周易·需卦》探源

按照《周易》早就定型的卦序排列,“需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卦,緊排在“乾”、“坤”,“屯”,“蒙”四卦之後。而“需”卦的組織形式,在《周易》全部六十四卦中也是較为特出的。像“需”卦這樣,包括卦題,同時六爻之中有五爻都是以卦名開頭的卦,在《周易》六十四卦裏只有“需”、“賁”、“咸”、“井”、“鼎”、“震”、“艮”、“渙”八個卦。這些卦各爻的内容含義,無一例外都緊扣卦題,可以說卦題之字義解開,全卦的内容也就隨之明晰了。不過,各家說《易》,對於卦題的解析往往就很紛紜、     

论《摩诃止观》中“止观”概念的中国化

本文認為,在佛教的“禪定”概念和實踐中國化的早期尝試过程中,有兩種顯著的模式,一是還原,二是調和。還原模式是指,先从許多外來觀念中選出少數幾個,然后使其成為排他的概念,並堅定地將其贯徹於實踐,“無念”与“一行三昧”的演變即其例。與這一模式相對的是調和,中國佛教常常吸收了許多外来觀念,却把它們重新融鑄合成一個新的、緊密聯合於一起的綜合性概念,“止觀”即其中一例。智顗(538-597)在改編如何入定的途徑時就運用了这一模式,《摩訶止觀》中所說的“禪慧方便二十五法”即非束縛於一家之說的,這種調和主義的哲學基礎即關於三重實在完全和諧的“三諦圓融”理論,在这一理論中彼此冲突的概念被超越了,因此,这一調和主義不是否認或拒斥相對立的概念或實踐,而是以有條件限制的方式將它們囊括於一個新的體系。     

孔子哲學思想試稿

孔子爲中國文化承前啓後,建立一個以哲學爲基礎的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思想體系。“正名”和“一以貫之”的仁學,及對最高善的闡釋和詩意生活的示範,是其思想特色。     

评胡適的禅史研究——1969年争论《壇经》的回顾与思考

小引 1969年,著名學者錢穆應台灣善導寺之邀,作了題為《六祖壇經大義——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演講,後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上。僑居日本的楊鴻飛讀了著文批評,說《壇經》非惠能所作,錢穆即著文反批評,數次往返,居然引起了一場關於     

人、物之間理解《莊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人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主題,儒家是推動古代人的思潮的主要代表,這是學界公認的觀點.不過,并非所有的流派都同儒家的孟子和荀子那樣,提出人性的界定,并對之進行或善或惡的判斷舆争辯.道家的莊子,似乎更致力於對這類人性論説的解耩.從表面上看,莊子更有興趣的,是物性而非人性.除著名的《齊物論》外①,出自莊子後學的《天下》篇,在劃分古代的思想派别時,竟也以對物的態度作爲區分各派的特色.②因此,荀子甚至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的天,指的就是物.然而,如果依此而以爲莊子的"不知人"就是不北關心人的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整部《莊子》,關於人的論述豐富多彩.③儒道兩家,都論入、物關係.差别在於,儒家以人觀物,而莊子由物論人.分析人、物關係,當是理解《道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軟紅塵裹着新書”——香溪漁隱“鳳城品花記”與晚清的“花譜”

花譜,花譜,艷絕秦宫歌舞。幾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斷魂。魂斷,魂斷,紙上呼來如見。[清同治]羊城聽春樓主《調笑令》二十世紀的學者在研究清代戲曲評論著作一一尤其是京劇在北京的強勁崛起之後的戲曲論著時,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尷尬:清代的戲曲論著很不能說是少,至少是比曲論相當繁榮的明代在數量上多出許多,但是讓學者頭疼的是,其內容跟明代士人之熱衷於考字論調,校聲度曲的興趣卻很不一樣,往往很難準確地把它們定義為戲曲論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當屬《越人歌》,是一位越族的榜枻人為楚國的鄂君子唱的歌,由翻譯人將越語翻譯成楚語,後經記錄傳世,成為公認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分為記音直譯與意譯兩種。 最早記錄《越人歌》的文獻是西漢劉向的《說苑》①。本文直接引用《龍溪精舍叢書》第五函《說苑》卷十一《善說》第十三則,關于《越人歌》一節載:襄城君始封之日,立于游水岸上,想渡河。楚國大夫莊幸走過來對他說:     

《尚書》“誥”字考——中國古代刑罰原始以及刑與德的結構關系

據有關學者的專題研究,中國上古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在于把惡人逐出社會①。這應是中國法源意義上的一個特點,但這裏似乎還可以補出相應的另外的一個方面,即維護部族共同體的團結。因為說到底,將惡人逐出社會,最終目的不外乎通過純潔部族社會,增強族群共同體的凝聚力。 在《尚書》文獻系統裏,我們看到將惡人逐出社會,可以概括為兩個類型:一個是精神上的放逐,即斷絕其與上天的聯系;一個是肉體上的放     

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价值归宿

“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會以教會大學“作爲傳教媒介”的初衷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於:基於對“本源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不同理解,以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爲代表的早期教會大學選擇了全然不同的教學模式。這兩種教學模式的區別,首先體現於作爲不同授課語言的漢語或者英語。齊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分别選擇的授課語言,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和傳教觀念,也引伸出一些悖論式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只能在語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語言”,那么追溯當年的歷史至今仍然是有意義的。     

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

任繼愈教授於1963年發表了一篇題为《先秦哲學無“六家”——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文章(收集在任教授的《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他認为司馬談所說的“六家”不可能是先秦哲學的學派而是司馬談當時的現象。任教授在分析戰國時代哲學家的主張,說“總起來看,‘六家’之說。不是講的先秦的學術流派……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公孫龍學派等。道家,名家,陰陽家,先秦根本沒有過”(第433頁)。他由此提出:“那末,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不是造謠?也不是。他講的六家,是漢初當時流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