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移民族群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影响及其政策引导

受多元文化运动、大国地缘战略、跨国境遇和历史记忆等因素的推动,冷战后移居海外的跨国移民族群参与祖(籍)国的政治活动呈现上升态势并产生了复杂的政治影响,其极端势力成为引发跨国民族问题的乱源与国家分裂和骚乱的幕后推手。加强对跨国移民族群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的预防、管控和政策引导,是促进我国"和谐边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

当代牙买加华人以客家人为主,其原乡主要是东莞、惠州惠阳区和深圳宝安区、龙岗区等地。牙买加客籍移民将采取社会行动修补在跨国空间下社会地位落差形成的不一致性,并以个体为单元或社团的形式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内开展政治互动。他们在祖(籍)国、移居国乃至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人员、资金、信息与观念的流动、转换与整合,开展一系列跨国政治实践,以谋求经济利润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政治风险的分散。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情境性和可变性。     

试论19世纪末德国跨国移民趋势的逆转

德意志帝国时期,是德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转型期.在此期间,德国的跨国移民趋势发生了逆转,从典型的移民迁出国变为迁入国.这种逆转,既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表现,也是其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发展的结果.     

安徽省C市“农村教育移民”社会适应调查

近年来,农民对其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大量农村中小学学生向城市"移民"。研究发现:"农村教育移民"社会适应状况良好,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移民"后班级的竞争程度、"农村教育移民"的家庭月收入、移入学校对待"农村教育移民"的态度等是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的重要因素。     

海外移民网络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海外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构建中国海外移民网络以及微观企业跨国并购的多重指标,对二者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多种实证估计后发现,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呈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距离的显著异质性,即双边文化距离越小、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地,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移民网络能够通过增强华商关系网、降低两国价值观差异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移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互联互通的华商网络,能够改善跨国并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跨国并购交易成本,进而促进跨国并购。由此,要增强海外移民网络建设,进而增进我国企业与海外华商之间的往来,尤其要注重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移民网络的作用,同时推动移民管理和跨国并购相关管理政策的贯通融合,从而促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跨国移民时代加拿大多元文化课程建构——基于跨国主义与跨文化主义

跨国移民时代的到来向加拿大长久以来实施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研究者对当前加拿大公立学校官方课程所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国家身份均质化和赞颂式多元文化等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为重新审视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下,研究多元文化教育如何影响跨国移民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等问题,有必要运用跨国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理论框架对现有课程作出修正。     

新移民与美国国民性的思考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移民潮从各个方面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组成．但是许多美国学者质疑这些新移民的忠诚度．认为他们不如上世纪之交的移民的同化程度高,亨廷顿甚至在著作《我们是谁》中指出新移民及其保持的跨国联系腐蚀了美国的国民性。本文从跨国联系对新移民所起的积极作用等各方面指出新移民及其保持的跨国联系并没有腐蚀美国的国民性．应该理性看待跨国联系,新移民不应被看做是不爱国的。     

战后移民组织对美国、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影响

移民适应移居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和对外政策 ,是移民归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战以后 ,美国、加拿大经济发展时期 ,也正是移民活动的蓬勃发展时期 ,各种移民组织应运而生 ,对两国的外交政策起到一定的影响 ,成为两国政治活动中可利用的力量。     

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文化认同问题

以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文化认同问题为研究主题。研究结论认为:体育移民不是个人行为,作为一名跨国体育移民生活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也收到文化认同的制约和影响。随着国际体育移民中文化认同关系的逐渐演化,全世界开始创立一种自由的迁移模式,允许移民在全球化意识框架外进行迁移。     

论当代跨国民族问题的几个特征

跨国民族问题是当今社会的新生态民族问题,是影响新世纪国际关系的世界性问题。本文从跨国民族问题与极端主义逆流的结合、当代跨国民族问题的尖锐化与各种犯罪活动相关联、跨国的移民族体和宗教集团的政治追求呈上升趋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代跨国民族问题的几个较普遍的新特征。目的是要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为构建和谐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1849-1940年间中国和日本移民秘鲁比较研究

从19世纪中叶起,秘鲁近百年的亚洲移民浪潮中,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占据重要的地位.中日两国移民秘鲁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主要表现在两国移民的个人目的、生存方式及两者对秘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等方面;差别则主要表现在两国移民的时代背景、政府的移民态度和政策及两国移民与秘鲁社会的融合等方面.     

全球视域下海外华人文学作品中的移民“弱者形象”分析

从族群角度而言,移民群体相较本土居民,属于天然的社会弱势地位;而从形象学角度而言,"形象"是依照形象塑造者的自身需求、表达塑造者的欲望与诉求而创造出来的。因为历史的缘故,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弱者感受"。本文选取了一些华人移民文学作品,结合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对文本里所塑造的移民"弱者形象"进行分析,探究这些移民弱者形象的形成原因及背后隐藏的诉求。     

国际劳工标准中移民劳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国际劳工标准中移民劳工的社会保障机制正对其缔约国产生深切影响。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移民劳工跨国移动的现象日趋频繁,其权益保障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此种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率先制定了一系列致力于保障移民劳工的公约。公约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共同准则,并从法律角度界定了国际社会的合法与非法劳工的问题。相关条约立法与法律实践对缔约国发生着深刻地影响。中国是所涉公约的缔约国,履行公约是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性别、移民与社会工作介入——加拿大新移民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的重构

在国际“移民女性化”浪潮下,移民妇女在移居国的生存与发展困境问题值得关注,文章通过对加拿大的实践经验分析,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是重构移民妇女社会支持网、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有效途径。     

德意志帝国时期移民迁入政策初探

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的跨国移民趋势发生了根本逆转,从典型的移民迁出国转向移民迁入国。然而,德意志帝国缺乏一个统一的国家意义上的移民迁入政策。帝国时期的移民迁入政策事实上是各邦移民迁入政策的总和。面对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普鲁士制定了严格的移民控制与防御政策,其他各邦也有自己独立的移民迁入政策。尽管帝国各邦的移民迁入政策迥异。但在拒绝成为移民国家上是基本一致的。     

美,澳两国移民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美、澳两国都是“移民之国”。从殖民地时期起,两国即形成不同的移民传统：美国鼓励自由移民,澳大利亚则反对大规模移民。１９世纪末,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导致两国政府采取排斥和限制移民的政策,其实质是为维护白欧洲人的利益。二战后,两国本着充实和发展多元化社会的原则,调整政策向限制和选择移民的方向发展。     

跨国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MOOCs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院校及其教师越来越多地参与跨国化的知识流、网络和实践活动,以使其外部资金来源多样化。在这种跨国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发展迅速,已成为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跨国学术资本主义对MOOCs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机会、丰富的资源、跨国化的知识流、网络和实践活动、开放共享的价值观和潜在的市场等方面。因此,研究跨国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我国MOOCs发展的对策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际人口迁移的一些新问题

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国际人口迁移的发展是相对平衡的,世界平均移民总数大致在每年100万左右。这段期间的移民迁入国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又主要是法国、联邦德国)、波斯湾阿拉伯产油国以及南非等国家;移民迁出国则主要是亚洲的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中国,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移民主要是持有证件的投亲靠友者或劳务输出。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数量逐年上升,越南女性通过婚姻迁入中国现象突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云南边境跨国婚姻主要是由经济差距的推力和拉力、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婚姻观念转变、传统习惯等原因导致;越南女性的进入对云南边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两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对户籍、婚姻、生育管理制度形成挑战,并引发某些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     

国际法视野下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

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资源,除了专业性保护外,如何在国际法框架内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性保护同样至关重要。在立法方面,基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所具有协同性、系统性以及利益均衡性等特征,保护规范的设立首先应当确立"起源国主导""地区合作""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通过建立独立的权利主体,明确责权分配制度以及国家责任的承担等方式使相关国能够在统一的法律框架内开展保护工作,同时以此为契机,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