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语境下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的实现路径

“双减”是提升教育质量和规范校外培训的关键举措。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问题表现在教育与非教育两个层面,政府在校外培训治理中也面临着目标定位不准、创新方式不足、参与程度不够、协同配合不畅等困境。校外培训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涉及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模糊、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唯升学”与“唯分数”的评价导向、治理问题的复杂多样等方面。疏解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困境,应设立从中央到地方治理校外培训的专门机构,制定校外培训机构专门性法律法规,优化省域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体系,探索政府助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路径。     

国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现状、经验、问题及其启示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于学校教育系统之外,但对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学生的健康发展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如何科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提升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水平,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各国政府在培训机构治理方面有着不同的举措,研究认为,完全禁止校外培训往往是无效的,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是关键因素,需要防止教师在校外培训的腐败行为,加强政府资助的校内课外培训。国外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上往往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困境、文化传统的惯性、政策工具的矛盾等问题。我国在实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要警惕教育改革助推校外培训,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加强教师自律和校外培训机构行业监管,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     

"治理型监管"视角下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问题分析

作为基础教育的补充,被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训行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各类培训机构呈爆发性增长。但与此同时,教育机构管理面临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的双重困境。传统的主张政府作为唯一监管主体的监管一元论难以有效应对当下的复杂环境,因而需要通过政府、非政府及各类社会主体共享监管权、协同监管来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一方面,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应完善政策法律的内容与程序规定,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进行系统规划,提高教育机构准入的门槛和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高校、市场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监管,实现以人为本、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协同监管范式。因此,将“治理型监管”的理论融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法治化机制建设,有助于提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多方协同的监管机制,加强过程监管,弥补事后监管的空缺,同时也是对“治理型监管”本土适用性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的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演变——基于渐进决策模式的分析

运用渐进决策模式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可把治理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减轻学生校内负担为导向的政府低介入治理阶段;二是以规范校外活动场所、禁止校内有偿补课为抓手的政府中介入治理阶段;三是以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全面监管为核心的政府强介入治理阶段。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渐进式演变逻辑为：治理阶段具有连续性,政府介入程度稳步提升,形成了多方联动的政策实践模式。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渐进式演变,有利于稳定社会环境、提升治理政策的效果、满足大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但也存在政策制定过于保守导致对校外培训的发展速度和方向预警不足,专项治理启动过慢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治理手段单一等局限。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渐进式演变的优势与局限并存,这为我们优化未来的治理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如何立法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双减”政策对我国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推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既是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内在动力。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重视和已有的立法基础证明立法时机已经成熟。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首先应处理好立法名称、调整对象、模式选择及其在教育法中的地位等理论定位问题,并确立倾斜保护原则、属地管理原则、全过程监管原则和合作治理原则等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应从总则部分的构成要素、变更与终止规则、监管工具、法律责任条款、监管权力规制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逻辑演进与现实挑战 ——兼146起教育培训纠纷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再次进入新阶段。梳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 变迁可以发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目标不断演进,以规范为主要特征的政策措施逐渐完善,以政府为主体 的政策执行体系渐趋形成。择选分析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146起教育培训纠纷司法案例可以发现,行政部 门、培训机构、受教育者以及法院在教育培训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中都会受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断折射出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和发展还需 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下的分类管理、探索完善培训机构退出的善后机制、建立培训机构的金融监管制度、构 建线上培训的规范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机制向政府与行业双重治理转变、重视对学校及家庭等外围因素的 考量,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治、社会参与的常态化治理格局。     

日本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新举措、新特征及新问题

在校外培训机构价值凸显的背景下,为满足广大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日本政府采取系列措施推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走上法治化、协同化、自律化与公益化发展路径,使其形成关注法律实施效果、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强调教育机会公平等新特征。但近年来随着外部形势不断变化,日本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面又开始面临新问题,主要包括高额培训费用下家庭不堪重负、过度市场化下校外培训乱象显现、以教育自由化为名消减公共教育支出。这些问题对日本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提出新要求,需要结合新形势从法律、政府、社会与行业等多个层面进行全方位深度治理。     

关于使用“校外培训家长端”APP的倡议书

<正>尊敬的家长朋友们：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双减”工作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综合施策、协同发力,省域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全部压减,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逐步规范。为进一步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切实有效维护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防止校外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非法机构开展培训”等事件发生,做到校外培训监管工作全范围覆盖、全流程监管,教育部建立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校外培训家长端”APP是“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的一款配套软件,该APP属于公益性、全免费的应用软件。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实施的挑战与策略——基于S省N市的调查研究

随着新一轮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的实施,校外教育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校外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极为重要。注重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强化政府对教育的责任是优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成效的前提条件;优化学校教育教学,不断推进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是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关键所在;兼顾多措并举,建立和完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长效机制是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普及科学的教育理念,缓解家长和学生对校外教育的焦虑是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成效的落脚点。应不断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深入实施,促使校外培训机构与校内教育一道协同育人,共同实现立德树人的任务。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如何做到“久久为功”——基于“责任—利益—制度”框架的分析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是当前教育学界的前沿议题。但如何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长效治理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而这也正是考验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责任—利益—制度”的整合性框架为有效分析校外培训机构问题及提出优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与挑战包括责任缺失带来的观念异化、利益冲突带来的博弈失衡、制度疲软带来的监管不足。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优化应基于正确价值的观念再造以重塑责任、关注不同主体的诉求差异以协调利益、推进治理工作的规范运行以优化制度,从而推动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治理目标的实现。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实施对策

自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了治理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政策制度体系逐渐健全,治理方式方法多样,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同时,政府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仍面临难题,如治理风险防范能力有待增强、行政执法队伍专业性有待提升、线上培训机构治理有待加强、“变异形态”培训机构治理路径有待探索。国家需进一步通过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综合治理等手段,构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长效机制。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双减”政策下校外线上培训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伴随“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的治理,面向中小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的校外线上培训日益呈现复杂化样态,给政府传统的行政监管模式带来挑战。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校外线上培训治理日益凸显新问题,行业标准不健全,平台责任不清晰,传统行政监管主体及监管方式均显滞后。应对新形势下校外线上培训所带来的挑战,需要明确校外线上培训的行业治理标准,发挥平台的监管优势,建立行政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引入技术监管方式,建立信息共享的多元治理格局。     

“双减”之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问题及对策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培训行为明显规范。同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也面临财务危机加重、合同纠纷攀升、就业难题凸显、转型发展困难、变异培训增多等衍生风险。为此建议：（1）协调部门行动,全面强化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治理;（2）健全审批制度,切实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工作;（3）采取综合措施,力促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4）维护群众利益,深入做好现有机构费用清欠和员工稳岗工作;（5）做好维稳工作,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治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     

深入推进“双减”的战略定位与可能路径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以来,“双减”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仍存在诸多挑战。深入推进“双减”,可以基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深入理解“双减”的战略定位,明确其目标定位、关键任务与推进动力,从客观审视校外培训机构的价值、加强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等方向加强探索。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发展、现状与落实路径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依据和行动指南。在新时代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进入专项治理的关键期,有必要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政策变迁、政策成效与新挑战入手,提出完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现实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演化根据政策目标和价值追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优化教育生态、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校外培训机构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面临公立学校教育难以满足需求端、教师工作压力陡增、家庭教育职能出现偏差、私人辅导形式管理困难等新挑战下,需通过完善相应的政策体系、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保障教师权益以及保持家校密切沟通等途径,促进其规范发展。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利益结构与治理机制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基本利益结构是由政府主管、机构经办和家校消费所形成的共同利益与局部利益供需关系。其中,共同利益取决于学生补差、培优和兴趣拓展的个性化刚需及其教育属性,局部利益取决于机构培训直供及其市场属性。从共同利益与局部利益的视角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治理实践,需要强化共同利益来提高治理共识,平衡局部利益来优化治理结构。从利益协调的角度看,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良性发展亟需建立包括政府主导共同利益扩展机制、市场调节行业自律机制和主体参与社会监督机制在内的组合型治理机制系统。     

“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理念转型与制度优化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历经前监管（2014年之前）、弱监管（2014-2018年）及强监管（2018年至今）三个阶段。当前的监管模式在厘清监管思路、建立监管组织、完善监管制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准入标准欠妥当、监管职责不明确、监管机制较乏力等局限。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有效监管,应首先以善治理念为指引,完成从政策干预到法律主治、从行政管理到合作治理、从管控为主到堵疏结合、从主体管制到行为规制的理念转型。在此基础上引入清单管理模式,通过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制度清单”,厘清监管权限、明确“权责清单”,降低准入门槛、实行“负面清单”,健全运营要求、完善“底线清单”来完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政府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平衡,促进培训教育治理现代化。     

“三三三”纵深推进校外培训执法

<正>为进一步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效,严防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耒阳市在校外培训管理工作方面,紧紧围绕“规范执法、联合执法、为民执法”的思路,从建机制、强执法、补短板三端发力,实现无证无照培训机构基本禁绝、隐形变异培训全面清除、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明显规范的整治目标。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方案的文本量化研究

国家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是规范当下日益膨胀的“影子教育”现象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于教育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各级政府颁布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进行文本计量和内容分析。研究认为加强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沟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提高政策文件的效力层次、建立长远政策目标和遵循教育规律有利于提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