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观会议次数及成果考

学术界对白虎观会议的次数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会议成果亦有《白虎通》《白虎通德论》《白虎议奏》《白虎通义》诸多歧名。从传世史料及各家主要论断出发,详溯历代文献引证情况,不难发现白虎观会议成果本名为《白虎通》,《白虎通义》实为后世衍字所误书名,《白虎通德论》《白虎议奏》另有所指,会议次数仅有一次。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

本文以史料为佐证,对白虎观会议、《白虎议奏》及《白虎通义》之关系加以考证。认为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的儒家经学诸子组织召开的经学研讨会,《白虎议奏》是这次会议争论内容的整理编撰之集,《白虎通义》实质乃《白虎议奏》别称。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

白虎观会议在东汉政治史、思想史、经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详加辨析,发现白虎观会议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在明帝永平元年和章帝建初四年各召开过一次;永平元年会议后诸儒据《谷梁传》著《白虎通义》,建初四年会议后则编撰《白虎议奏》.后人误将二者混为一谈.     

《白虎通义》引《诗》、说《诗》考

《白虎通义》作为白虎观会议时众多经学大师讲论异同,由汉章帝亲自定决,班固最后编辑的一本经学著作,其中的引《诗》、说《诗》反映了在汉朝长期并立的四家诗的内容,而并非是一家之言;从《白虎通义》中的引《诗》、说《诗》与白虎会议与会者的关系来看,《白虎通义》中的《诗》学思想反映了当时与会各家的学说,是汉章帝对四家诗说的一种折衷与汇合。班固作为与会者和最后编纂者,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渗透在其中,但并不能代表《白虎通义》中全部的《诗》学思想。     

《白虎通义》成书及其性质考论

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及由此而结集的《白虎通义》,在中国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学术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其成书过程、撰著者存在不少争议,而《白虎通义》的传本,历来希见。对于《白虎通义》思想性质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观点:封建法典;宗教神学;礼典。《白虎通义》作为封建法典的性质是侧重于规定其政治意义,作为宗教神学的性质是侧重于规定其理论渊源,而作为礼典的性质是侧重于剖判其内容体系。《白虎通义》作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宪章性文献,其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白虎通义》“援谶证经”研究

东汉白虎观会议试图"为汉制法",重振今文经学地位。《白虎通义》作为其成果,将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特色的今文经学与谶纬思想相结合,纬书的内容广被征引,有着鲜明的"援谶证经"特点,如纬书《含文嘉》将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论证三纲五纪的思想,发展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白虎通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为"三纲六纪"。《白虎通义》还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开拓了新的价值场域,如将宇宙生成论、符瑞说和天谴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蔡元培、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解读——兼论贺麟对“三纲”真义的发挥CSSCI

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可以从权力的角度解读为君权、父权、夫权,既可以从利上讲,也可以从义上讲,这就是《白虎通》既讲“三纲”又讲“三纲”以“五常”为心性基础之意。蔡元培从权责上解读“三纲”,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各有不同的权责,陈寅恪把“三纲”抽象理想地解读为君臣、父子、夫妇应当履行各自的权责与义务,都是从义上讲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他们的解读,实际上是对《白虎通》“三纲”的进一步发挥,是贺麟所谓“三纲”的“真义”。     

也谈“春秋五霸”正名

一九八六年《山西师大学报》第一期刊登了张有智的《春秋五霸正名》一文。该文认为,目前,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各大学历史讲义和名家专著对“春秋五霸”众说纷纭,是由于东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和东汉经学家赵歧注《孟子》所导致的。“春秋五霸”实际上早已在战国时期就十分明确了。因此,他认为     

白虎观会议与今古文经学之争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对年）,章帝在洛阳城北宫的白虎观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经学讨论会,即著名的白虎观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及任务,是为了讨论“五经同异,”“使诸德共正经义”。参加会议的有五官中即将魏应、诗中浮于恭、广平王刘羡及名儒丁鸿、楼里、成封、桓郁、班因、贾造等。章帝称制临决,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编成了《白虎议奏》,从而以官方的名义确立了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至此,始于西汉中后期、延续东汉前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逐渐平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汉代“经时济世”的两大思想学说,虽然它们都以儒学为宗,但书写文…     

学习邓小平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切实纠正文章中的“大、长、全”的形式主义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邓小平文选》第3卷381页)所谓“大”就是文章标题超大,有的仅主题辅题字数近100个字。动不动就冠以“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小题大作:所谓“长”就是超幅,动不动洋洋万言,短文长写:所谓“全”就是内容面面俱到,动不动甲乙丙丁,没有自己的特色。总之,似乎写的越“大、长、全”越有“水平”,这几乎成了一种俗病,准确地说是一种“弊端”。短文长写比比皆是,如某部门汇编一份《高校后勤工作》增刊,收集了45篇稿     

论苦难与审美趣味

伽达默尔在研究康德时指出:所谓趣味,就是“真正的共同感,”有时也就是“感觉。”而“最紧密地与趣味相联的现象就是时尚”(《真理与方法》第48--52页)。这也就是本文关于审美趣味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感觉”、“时尚”都是社会存在和人类实践的产物(反映),那么任何审美趣味都是由特定的社会     

梁任公关于《尔雅》出处一说

梁任公在《二戴礼记解题》一文中,谓《尔雅》为《礼记》“百三十一篇中之一篇或数篇,而大戴曾采录之。”他的主要根据是: 一据张揖《进广雅表》所谓“‘《尔雅》篇,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也。”二据臧庸《尔雅古注》序中列举汉代人引《尔雅》称《礼记》之文:“如《白虎通·三纲六纪》     

“於越”、“句吴”祖地的同一

今苏浙皖交界地区,商末为荆蛮(“楚越之界”、“吴越之界”),其著名地名即“句吴”,其俗“文身断发”;时泰伯奔此,从而“归之千余家”。说明当时居此之氏族众多,但却以此而自号“吴”(《史记》),这也就是“吴”有代表性,不同于所谓“泗     

《白虎通》“三纲六纪”探微

“三纲六纪”是《白虎通》中的核心概念,贯穿了《白虎通》全书,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学者多对“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论”予以肯定,而反对“三纲论”,本文则从“三纲六纪”的形上学基础、取象基础、心性论基础等三方面出发,论证“纲纪”的合理性,并就其现代意义做深入剖析。     

文本与阐释

所谓“文本”(text),就是我们可以阐释、解读的对象。它可能是一个故事,一首诗,一段铭文,一种民间风俗。比如,民间广为流传的《四喜歌》:“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就是一个文本。你如何对它进行解读,这取决于你的学识、眼界和趣味。在我看来,《四喜歌》表达了科举时     

王充对董仲舒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

王充是我国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者,是坚持革新、前进,反对复古、倒退的进步思想家和教育家。 王充所处的时代,正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神学化的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东汉最高统治者,依靠豪门地主阶级镇压了农民起义,建立了东汉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其豪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除了采取残酷的武力镇压之外,更乞灵于神学化的孔孟儒学在思想上的麻痹作用。继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确定谶纬学为儒家的正统之后,汉章帝又于公元七十九年,在京城的白虎观召开了经学讨论会,把讨论结果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并把经学以所谓“国宪”的形式固定起来,妄图以此“永为后世则”。这样,经董仲舒改造过的神学化的孔孟儒学的地位提得更高了,儒家祖师爷孔老二也被抬到了吓人的地位,成了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的神灵。谁对孔老二和孔孟儒学稍有不尊,谁就会被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并有遭到杀头的危险。他们大肆宣扬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     

“文无工笔,患在龃龉”(成语典故)

“文无工笔,患在龉龃”这句写作名言出自《纬文琐语》。所谓“工笔”,就是篇章结构要紧严整齐。“龉龃”(音诅语),本是牙齿不齐的意思,这里是指长短交错。这是告诉人们,写文章要讲究篇章结构,尽量革除参差龉龃、杂乱无章的毛病。     

《论语》试诂二则

《论语》试诂二则张家英一、学而时习之“学而时习之”是《论语·学而篇》首章的首句。这一句几乎为人所共知，而对这一句的含义，理解得却并不完全一至。这里的关键是对“学”与“习”二者的认识。《说文·教部》：“学，觉悟也。”《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分析

鲁迅这篇杂文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为批驳洋奴买办文人林语堂之流提倡“费厄泼赖”,(英语译音,所谓“费厄”,就是对敌人表示宽容,不要穷追猛打;所谓“泼赖”,就是对敌斗争视同游戏,不要认真对待)、不“打落水狗”的反动主张而作的。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后由作者编入论文和杂文集《坟》中。     

豪放词说略

宋人王灼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碧鸡漫志》)其言“曲子”就是“曲子词”,主要是用来配合当时西北民族刚健风格的新乐。这种新乐称之为“燕乐”(即“宴乐”),不同于《诗经》、《楚辞》的“雅乐”,也不同地乐府诗的“清乐”。刘熙载《艺概》说:“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所谓“曲子”和“词”都是“曲子词”的简称,只是后来“词”的称说占了优势,成为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