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月记》的叙述者

叙述语言决定着文本质量的好坏,叙述者则架构着叙述文本的时空感。对中岛敦名作《山月记》的叙述者的研究主要分为被主人公李征第一人称叙述所吸收和具有独立性两种观点。从叙述者以主人公李征的虎变为界限,将虎变后的李征用"声音"这一表述进行指代,以及在作中人物袁惨对李征诗作进行评价时,叙述者以"()"的形式插入对叙述的干预来看,《山月记》叙述者的独立性不言而喻。     

张洁:告别乌托邦的话语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彻底告别了热情高歌式的理想主义文本模式,以亵渎"崇高"、调侃"神圣"的叙述立场,"挑战假相"的叙述姿态,反讽与讽刺相结合的叙述策略,片断拼接式的叙述结构,解构与颠覆了其前期作品以热诚的信仰、纯真的情感、和谐均衡的叙述方式、温婉感伤的语言格调为特点的乌托邦话语定势.     

哀而能持，抑而不扬——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叙述中的情感控制

作家创作并不是一味地宣泄感情,而是理性、有节制地将情感适当融贯在所要表达的对象中,如此方可取到最佳的审美效果。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采用大量语言修辞转移或淡化情感烈焰,又以外来者“我”为叙述视角使情感的表达自然真切又客观冷静,叙述中,作者善用文本上的重现与情绪上的理性节制营造出富有规律性的情感节奏,又通过阻断的方式建构独特的叙事结构使情感得到充分传达。迟子建正是从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叙述节奏及叙事结构方面成功地进行了情感控制。该文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中心从这4个方面探讨情感控制的方法,可以以此透析迟子建在整个创作中是如何调控感情的,并探寻出其创作的最大特点“温情而忧伤”的形成之因。     

伽达默尔语言论对文学文本意义生成的作用

伽达默尔的语言论在效果历史角度和语言本体论两方面作用于文学文本意义生成。从效果历史的概念出发,强调了语言的历史性,语言具有思辨的存在方式,从而走向语言的本体论。语言本体论指向开放的领域,突显了世界的多样性,趋向于文本与读者的相互对话,在受到效果历史作用的交互的环节中,文本的意义在不断生成。     

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

李庆本在2008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16版撰文指出,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本向另一种文本、从一种能指向另一种能指的转换;就是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本、另一种能指来解释、补充或替换原来的文化、语言、文本和能指。     

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视角及其文学效果

《红高粱家族》中的"我"是上帝视角,即零聚焦叙述。"我"提供叙述背景声音,历史内容由"我"推动发展,文本内容与叙述视角并非全部由叙述者完成,而是由故事情节和文本内容之外的内聚焦叙述者"我父亲"回忆往昔,将零聚焦叙述者"我"的经历与被叙述者"我爷爷""我奶奶"的光辉历史融合在一起,建构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对于《红高粱家族》叙述视角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叙述视角在作品中的运用。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ABC”

三十年来,中国企业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企业文化发展的浪潮中,出现一个影响企业文化健康发展的问题,即少数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外包装上,陷入了文字游戏的迷宫。我认为这些忽视企业文化本质追求、过分注重企业文化外在形式的企业,应该尽快回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原点上,做好企业文化建设的“ABC”,即求真、求善、求美,紧密结合企业发展,创建真善美统一的企业文化。     

文艺学上伟大的巴赫金

巴赫金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确立了对话理论,在他对其进行具体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复调小说和狂欢化思想.文章从巴赫金对话理论入手,探讨了复调小说和狂欢化文本的表现及它们与对话理论的联系.     

从《一九八六年》中解读余华小说语言的新变

余华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用内心写作,用极有控制力的语言,本着简洁、生动、流畅、真实、冷漠的特点。从语言的变异入手,在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方面努力探索。文章从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入手,解读余华小说语言的新变。     

“不知观”下《阅微草堂笔记》文本叙述风格探析

"不知观"在《阅微草堂笔记》文本中应用甚多,已经形成特定的叙述风格。纪昀通过构筑人物不知、读者不知与作者不知三个类别,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神秘色彩渲染故事情节,并运用弱化情节、弱化人物的方法在内容上构建"共同隐含作者",在结构上构建二度区隔,从而使文本叙述转为以真实性为目标的伦理叙述。     

论王小波小说叙述视角转换的意义

王小波小说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对文本本身、读者和作者具有重要的意义。叙述视角的转换,使文本能有选择性地多角度描写,对读者拉开距离,使其在诙谐幽默中思考人生,便于作者理性地思考现实问题。     

从《一九八六年》中解读余华小说语言的新变

余华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用内心写作,用极有控制力的语言,本着简洁、生动、流畅、真实、冷漠的特点,从语言的变异入手,在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方面努力探索.文章从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入手,解读余华小说语言的新变.     

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宜从语言文字入手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曾将汉字视为要废除的陈腐对象。如今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笔者认为宜由“破”而“立”,从语言文字入手。从文字语言入手是确立文化自觉、自信的基础;从语言文字入手才能把握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从语言文字入手是深入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根本路径;从语言文字入手才能找寻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精神源头。因此,当今时代要保护好传承好汉语言文字,这是重振中华文化的落脚点。     

基于评价理论中态度系统的网络流行语研究——以“酱紫”一词为例

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网络推动网络流行语迅速发展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对网络流行语的作用,很少探究其隐含的人际功能。本文将以网络流行语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这一语言现象重新审视,接着以"酱紫"为例,以国家语言文字舆情数据库为语料库,深入分析文本所在小句态度资源分布,然后从评价理论、态度系统入手,比较归纳网络流行语表达的情感、判定和鉴赏功能。结果表明,人们在使用网络用语时多使用消极词汇,表达消极态度。     

基于语料库的军事委婉语的关联-顺应性研究

军事文本中,委婉语被视为一种隐蔽、有效的语言策略而被普遍使用.古往今来,语言研究者们都从许多不同的视角对军事文本中的委婉语进行描述和研究.然而,在解释委婉策略的形成机制和作用过程方面,还很少有人从人类认知心理和意识选择行为的角度出发.文章通过自行建立军事文本语料库的手段,以语用学家所提出的关联-顺应模式为框架,将委婉语的生成与理解转换成为寻求最大关联假设和关联顺应的过程.利用该模式不仅能够将军事委婉语建造成一个认知机制下的有效剖析选择和理解,同时也可以充分显现出动态语境对委婉语的制约作用.     

《乌尔里卡》:博尔赫斯与受挫爱情的和解

艺术家的风格特色,多受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影响。博尔赫斯因童年的特殊经历,在作品中热衷于描写老虎、镜子、迷宫、短刀等物象;受挫的爱情自少年时期便占据他生命的一大组成部分,他却仅有一篇小说《乌尔里卡》以爱情为主题。本文尝试从《乌尔里卡》入手,分析老年博尔赫斯如何在这篇短文中与少年时期自己受挫的情爱之事重建关系。     

论隐语行话命名理据中的隐型文化特征

从语言与民俗丈化的关系入手,从具象思维方式、图腾与性生殖崇拜心理、正统文化意识三个层面对汉语隐语行话在命名理据中所蕴含的民族隐型丈化特征进行了发掘与探讨．     

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区分

弗雷格作为分析哲学和现代逻辑的开创者,关于概念与对象区分的思想一直是其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从函数与自变元来入手分析,这是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研究的基础,通过将概念与函数相联系、对象与自变元相联系来说明两者的区分,实现数学到语言的过渡;然后,弗雷格又在语言层面利用句子中的主词和谓词来说明概念与对象的区别。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区分从数学出发,结合语言、落脚于逻辑,实现了逻辑、数学、语言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女勇士》中“割舌筋”的隐喻解析

本文从身体修辞文化角度,解析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中"割舌筋"情节。在作品中,"割舌筋"具有两个隐喻功能:华裔初涉美国社会时以沉默抗拒语言;作为华裔意识觉醒的标记,寻求文化与种族身份。笔者从身体修辞角度进行文本分析,为解析汤亭亭对种族、文化、身体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提供新的阐释。     

框架理论与文学语篇理解——以《女房东》为个案

传统的文学研究观点中,读者被赋予了从属者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从文学文本中去发现文本的意义.随着以读者为中心的观点的出现,读者的角色转换为类似作者的角色,对文本可以进行创造性的阐释.Brown和Yule针对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从语言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角度对读者如何推理进行了归纳,认为读者可以利用框架理论的动态模式进行推理以获得作者的意图.文章从认知框架理论中的情景框架观和社会文化框架观分析短篇小说《女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