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金融业发展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各级政府以扶持各项经济建设、建立稳固后方抗战基地为目的，在鄂西后方国统区进行了一系列金融业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建立起中央、省和县三级银行体系，为支持抗战和促进鄂西后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考察了战时后方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其积极作用，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农业开发建设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以增加粮食产量为中心，在鄂西国统区进行了一系列农业的开发和建设，如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发放农业贷款，兴修水利，保护耕牛，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等等。这些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效，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支持了后方的抗战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方落后的农耕方式，促进了后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政策

抗战之初,国民党以抗战作为国统区文化政策的主旋律,放松了对新闻图书出版的管制,给文艺界、新闻界等以宽松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抗战统一战线,推进了抗日战争活动的开展;但至抗战中后期,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策略上的调整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使得国民党高层人士产生危机意识,因此,这种危机意识导致其文化政策的变异。于是,各种进步力量则为了维护权益而与国民党展开一系列斗争。     

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生产力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和技能低下,耕地大量荒芜和面积不断缩小,以及农具的十分落后与短缺,表明了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导致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日益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性土地制度的束缚、国民党发展农业政策措施的失效、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国统区农业生产力的危机,造成了两个最为直接的严重后果:农民生活的不断恶化和国民政府的垮台加速。     

抗战时期国统区粮价上涨原因研究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总体处于持续上涨趋势,特别是中后期粮价上涨异常迅速,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持续的战争以及粮食产区相继沦陷造成粮食极度匮乏和供需不平衡。而经济通货膨胀、粮食走私以及粮食运输困难成本过高也是导致国统区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通邮问题述略

依照战时的一般法则,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双方应当停止通邮,并加以严密封锁。但在二十世纪的在,却出现了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仍保持通邮的奇特现象。双方邮政能维持动作与双方各有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发展趋向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发展曾呈现出集权与专制、合作与民主两种不同的趋向并存的局面。这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二者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长期和谐共存。抗战中后期，集权与专制的趋向已明显超过合作与民主的趋向，在国统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和激化，从而导致了两场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这两次运动虽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合作与民主在整个抗战期间仍是国统区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新县制的推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进一步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战而推行新县制。广东当局承此政令,在其所辖的国统区全面进行这项工作。当时广东的新县制工作重在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其强力推行保甲制而忽视了乡村建设事业。这种倾斜性政策的实施,使基层行政事业无法齐头并进,既达不到建设乡村的效果,也无法为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根据地农民土地状况趋向之比较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极力维护地生主阶级利益,加重对农民的盘剥,致使国统区农民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土地问题更加严重,最终使国民党因失去广大农民的支持而惨败。中国共产党则根据关键需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团结了农村的开明士绅参加抗战,又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最终取得了农村这块辽阔的阵地,为取得革命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决“师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

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师资力量又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师荒”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初等教育界“师荒”问题的表现与危害以及国民政府为解决“师荒”问题采取的措施作初步探析，以求有助于抗战时期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为当今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伪湖北省政府考略

1939年11月,日本扶植的伪湖北省政府在武汉成立,这是日本统治湖北沦陷区乃至整个华中沦陷区的重要机构。在整个抗战时期,这一伪政权机构在组织形态和隶属关系上经历了若干变化,其内部也充满着权力纷争;在本质上,它始终是一个影子政府,是日本推行＂以华治华＂方针、对中国实行野蛮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工具。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业

抗战时期,农业是晋绥边区经济的主体,日寇侵略严重破坏了边区农业发展。边区政府和农民多措并举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军需民食,为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及其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制定了正确的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广泛开展学校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教育经验,为当前我党构建学习型政党积累了有益的借鉴。     

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的企图、性质与控制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在沦陷区开办教育的目的是妄图从根本上和长远上永久控制中国,其险恶用心可以从其实施的教育的体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探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教育带有浓厚的侵略性和奴化性。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离婚制度浅析

抗日战争时期,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以更加猛烈的势头摧毁封建体制和封建思想的束缚。这股思想潮流由城市蔓延到农村,逐渐感染到偏远闭塞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动更多的人起来战斗,也在政策,法制等各个方面解放人们。在这种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离婚的制度及状况呈现出了它特有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使人们的思想解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婚姻解放也要服从这一时局,所以,这一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离婚自主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抗战时期的后方民营工业

后方民营工业在抗战中前期因政府政策,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出现短期繁荣;到抗战后期却在通货膨胀,国营工业竞争和不科学物价管理政策联合作用下走向衰。战时民营 展具有以下特点：空前联合,自力更生能力加强,发展的突飞猛进笥和不能持久性;也存在规模小,资金少,设备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不足。     

桂林抗战损失程度及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估计

抗战时期,桂林遭受日军飞机反复轰炸,又被日军直接侵占,难民数量很多,结构很复杂,疾病不断流行,救济代价很大。这些因素决定了桂林受损失的程度是很严重的。抗战尚未结束,当时广西省政府就开始组织力量对抗战损失进行调查,相比之下,广西的抗战损失调查工作位居全国的前列。由于桂林是广西的省会,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最多,因此,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处于广西的前列。日本的末次情报研究所收集了许多日军轰炸桂林的信息。抗战后期桂林所具有的特殊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国际上的许多媒体经常报道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为我们了解桂林抗战损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论抗战时期四川的公路运输管理简

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偏处西南一隅的四川顿时变成全国的心脏地区,全国各地的公路运输以四川为中心展开。四川公路运输已经超出了地方事务的范围,直接影响整个抗战大局。在管理体制方面,政府习惯使用行政强制和军事命令来处理公路问题。在营运管理方面,政府对营运线路和运输价格进行限制。在车辆管理方面,限制购车用车,设法提高有限车辆的运输效率。在机务方面,政府控制各类汽车配件的消耗,并在四川建立多处配件厂和修理厂。在运输监管方面,重点整治强行搭车和私带客货问题,努力维护战时交通秩序。四川抗战时期对四川的公路运输管理,展现了国民政府在战争时期的经济管理能力,也揭示了各方在川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