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寻找与发现——论王安忆的乡村书写及其意蕴特征

生活在上海的都市作家王安忆有着浓郁的乡村情结,始终对乡村保持着高度热情,时常回望乡村,眷顾乡村,进行乡村书写.她不仅对"伤痕"进行了描述及批判,还着力于温情礼赞及精神家园的构建,表现乡村真实生存状态,从这些写作中透示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意蕴特征.     

王安忆乡村书写论

王安忆的乡村书写贯穿了她漫长的创作历程。早期的她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控诉乡村,或从道德美感的角度回望乡村,或从传统文化意识的角度批判乡村。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发现了传统乡村的人情、人性美,找到了传统乡村审美的生活形式。近年来,王安忆将她的目光对准进入城市的乡村打工群体。继续她对当下乡村的间接阐述。王安忆的乡村书写始终关注乡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籍此传达她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忧虑和思考。     

王安忆小说中的移民书写

外来移民(主要指来自国内各地的务工人员)对于上海的城市发展来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上海百年来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移民史。作为上海作家,从创作初期开始,王安忆就一直关注着身边的这一特殊群体。自80年代的《鸩雀一战》、《好婆和李同志》到2000年的《富萍),王安忆的移民书写逐步体现出一种对上海由“认同”到“背离”的写作姿态。文章拟对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小妹阿姨、李同志和富萍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来梳理王安忆这种书写姿态的转变,以探寻这种转变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叙述方式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用叙述学理论方法,从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途经等角度分析王安忆乡村书写中叙述方式的选择与变化过程,王安忆乡村书写的叙述革新、变化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突围与救赎——论王安忆小说《天香》中的女性书写

王安忆擅长书写女性故事。对女性的生存境遇进行深切的审视和观照。《天香》中细腻、丰富的女性形象刻画和生动、真切的女性命运描写,延续了王安忆小说中对女性人物的精彩书写。《天香》中的女性充满了自我意识,面对感情的受挫和命运的不济,她们敢于从爱情、生存的困境中突围,并通过建立姐妹情谊和对劳动艺术化的追求实现了自我救赎。     

在心灵的悬索处起舞——论王安忆小说“超性别书写”

迥异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热衷性别意识的书写,当代作家王安忆对男女两性关系一以贯之的关注和思考使她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种"陛别超越"的阶段."超性别书写"在其创作中的演进过程以及作者独特写作理念的传达,显出自身超越个人感性与个别存在的魅力.     

地方依恋视角下王安忆的景观书写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的概念,主要体现为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特殊情感联结.王安忆的上海景观书写中,呈现了典型的地方景观弄堂,以及弄堂之外的城市景观淮海路静安寺等,寄托了作者正向的地方依恋情感.同时,外来户的视角为她提供了客观观察上海的机会,王安忆对上海边缘景观和环...     

神圣爱情的消解与坚守——论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纵观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可以看到一条消解与坚守神圣爱情的线索。从早期表现理想爱情到表现爱情的虚无,直至最后表现对爱情的绝望,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一步步展示了神圣爱情的被消解。同时,作为一位富于责任感的作家,方方从未放弃对神圣爱情的坚守,她在爱情书写中表达着对爱情、生命的终极思索和关怀。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爱情阐释

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是主人公王琦瑶坎坷的一生,她一生中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这几个男人有过情愫。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王琦瑶的爱情,并将王琦瑶这一生当中经历的爱情进行了分类,分别为：物质式爱情、精神式爱情、缺失式爱情、旧物式爱情。通过对王琦瑶的这几段爱情进行深入阐释,可以看出正确的爱情观应为：爱情双方需要两情相悦、相互付出与接受,明确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尽应尽的义务,为对方着想。正确的爱情观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法栖居的失乐园 --北村的爱情救赎

北村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类现状的不满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但观察和描述的角度大多是爱情.爱情危机正是人的存在的危机，在北村的笔下，当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时，他看到的是，在神性缺失的20世纪，人已无力建立现实的爱情.北村作品中爱情主人公的失败，表明了爱情在现世生存中的困境。     

她为富萍插上希望的翅膀--关于王安忆的断想

王安忆的小说大多体现了较强的人文关怀 ,她创作的《富萍》则证明了作家对具有现代意味的上海精神内质的深层次的勘察。正是王安忆的细腻、冷静、理性、丰富 ,才造就了她在创作上的多变、敏感、多思、谨慎和大气     

试论王安忆创作中的解构主义特征

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作品数量多，风格多样。与其他注重大事件、大题材的作家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王安忆的文本创作逐渐表露出一种注重日常生活、消解宏大叙事，消解爱情，消解理想人物的倾向与立场，并由此体现出一种解构主义的特征。     

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景

地景(landscape)指的是地面景观与历史文化二位一体的形态。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景是一个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交织的空间范畴,一个时间层累构成的凝结物,它辐射出王安忆对于上海和世界的最初想象。《长恨歌》里的弄堂、鸽子、王琦瑶构成了上海地景的物质形式,而流言则是上海地景的话语形式。上海地景其实是王安忆对于上海的一个抽象认识的概括,它指涉于王安忆内心对于上海的把握,以此向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志哀。     

浅谈王安忆的理性化叙事

80年代登上文坛的王安忆,经历了从单纯清新到复杂丰厚的创作发展过程.随着理性的成长和健全,王安忆走向人生更为开阔的境界,并试图将特定的创作理念贯穿于各种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之中,赋予它们有意义的结构,建立一个理性的、逻辑推演的世界,以突破个人经验的局限.她采用"鸽子"视点、元小说手法、女红叙事等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观望世界、塑造人物.同时,这种理性化的叙事也使她对自身心灵的观望更趋理念化.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伦理

王安忆以一种平实的、朴素的叙述语调讲述女人个体存在的内在事件、生活的琐屑之事,形成关于女人叙事的伦理基础;其叙事伦理主要包涵三方面的内容: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的身体感觉、肯定女人对幸福、快乐的现实追求以及建立一种小说叙事的模糊性伦理观。因而"她"的时间和空间能够拒绝流行的概念的夹带,整饬属己的生存经纬,作为生命实体的女人得到了某种更接近原貌的书写。     

建构在语言乌托邦中的自我认同--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对上海的认识与体察是深刻的、彻底的。在《长恨歌》中，她选择了上海弄堂的王琦瑶。并通过建立一个极精致的语言乌托邦，把王琦瑶放置其中，让她在这种温婉、流畅、隐约的语言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在她生命的流逝与缺失中不断地体悟生命的本真、上海的实质。     

论90年代王安忆小说的叙述姿态——兼论其“女性化”写作倾向

王安忆反对以性别特征定义作品 ,但同时声称对“女性化”绝不反感。从“叙述方式”、“叙述人”、“叙述内容”三方面主要分析其 90年代的创作 ,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化”的“温柔”之发挥作勾勒式描述与具体剖析。     

王安忆小说中的"孤独情结"

王安忆本人早年的外来户经历形成的“孤独情结”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三方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创作题材中大量出现外来户题材,对创作观的影响则表现为作者坚持创作自由和与读者存有隔膜的心理并存,创作实践上表现为努力在作品中安排更本质的人物关系,对现实的人物关系则持冷眼旁观态度。     

王安忆的理性情结与男性架势

理性贯穿了王安忆90年代的整个写作，理性也使王安忆超越了女性经验的“一间小屋”而顺利进入了男性话语的宏大叙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