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

文学的发展在于语言之用,汉代体物大赋以铺陈夸饰为主导,而赋之体物状貌在于语词的运用。汉人作赋,必读《楚辞》以为文体仿效的格式和语词取用的资源。通过《楚辞》和汉赋之文本,可探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稳定的形式依序递相祖述和夺胎换骨的脱化方式,体现出汉赋对于《楚辞》语词的直承与流变的趋势。     

宋代楚辞研究概述

宋代楚辞研究上承汉代,又受到当时诗文革新运动和理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浓重儒学色彩。宋代的楚辞研究更重视义理的阐发。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有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汉代以来,非议屈原之词甚众,王船山一概弃而不论,却对给予屈原以相对好评的朱熹耿耿于怀,在《楚辞通释》中多次责难朱熹的"过于忠"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楚辞通释》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蕴含于楚辞之中的刚烈雄健的文化精神,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朱熹"过于忠"论所倡导的儒雅温驯的文化精神,与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相左。     

朱熹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阐释

屈原爱国精神的阐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朱熹的《楚辞集注》代表了宋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代表了清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从朱熹到王夫之,体现了楚辞学发展的两次转型。自汉代贾谊、刘安、司马迁、王逸到洪兴祖,对屈原＂忠君＂与＂爱国＂精神的认识与评价各有不同,至朱子《集注》始以忠君爱国为论,他的＂过于中庸＂、＂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反映了理学家的立场。而清代王船山《通释》则强调屈子＂千古独绝之忠＂,这种＂忠＂,重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君主一人而已,具有更为深刻而代表时代进步的新内涵。     

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浅谈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继王选《楚辞章句》之后,自三国至宋代,楚辞研究史上的一部总结性论著,它在内容和体例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     

王逸《楚辞章句》的训诂术语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楚辞》注本,同时也是传世最早的章句体训诂著作,在训诂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以王逸《楚辞章句》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以助于我们对《楚辞》的解读及汉代训诂全貌的了解.     

魏晋南北朝文人论屈原与楚辞

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训解、音义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楚辞》文学特征和文学意义的探索上,也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构成了该时期《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寻其大端,一方面是继承汉代《楚辞》评论,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有了新的发挥,如对《楚辞》文学特征、《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多有创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经典重构：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浅论王逸对《楚辞》的儒家诠释

在汉代的楚辞研究中，王选的研究是最为系统和突出的一个，他的《楚辞章句》继承了刘安、司马迁的认识，将楚辞系属于经，附以五经道德仁义、天人合一以及“美刺”等观念．其对楚辞的儒家诠释视角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文学史上第一部骚体类文章的总集与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就是以屈原为主写作的《楚辞》。《楚辞》中的地方色彩表现得较为浓厚,在《楚辞》中有大量的楚地方言声韵、文学样式以及风土物产等。自《楚辞》面世以来便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学者对《楚辞》进行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以及楚辞研究史已经成为了一门研究的学科,被称之为"楚辞学"。基于此,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旨在进一步明确屈原及其《楚辞》的研究价值,并对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综述。     

如何提高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

正一、诗词的发展诗词的发展历史悠久,因而,学好诗词必须先了解诗词的发展历史。《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总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主要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继《诗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在汉代,把屈原、宋玉等人写的作品编成一书,名为《楚辞》。     

从《楚辞》观望“痛感之美”

从历代文论对《楚辞》的研究出发,找寻"发愤著书"思想的成因。通过研究汉代以来文学大家对"发愤著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比较"痛感之美"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反推"作用,以观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痛感之美"。     

汉代楚辞传播与拟骚诗传体性质的形成

传是先秦西汉一种泛论大意为主的注解形式。韵体传是韵文注解,大量存在于《易传》、《尔雅》、《文子》、《韩非子》、《楚辞章句》等著作中,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汉代拟骚诗实为韵体传文。汉统治者以利禄扶持楚辞解读的举措促成拟骚诗的兴盛,而拟骚诗也影响着之后的楚辞解读。     

宋本《楚辞章句》考证

本文考察了王逸《楚辞章句》在宋代流传的情况，它的版本源流，版刻款式，文句、篇目、章次的传异，并进行了必要的校理。通过考证可以看出：宋代《章句》流传既广，异本甚多，文句讹误现象十分严重。对今传的明翻家本《楚辞章句》更需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整理，以便更好地为楚辞研究服务。     

今本《楚辞》与刘安的关系及其版本源流新探

淮南王刘安首次整理编订并题名《楚辞》,后经刘向增补,东汉又经王逸再次增订。后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楚辞》成书于刘向,而定名于王逸。检讨《楚辞》诸篇的抒情主体、作者姓名,《招隐士》的主题思想、以及《史》《汉》的有关记述和《楚辞释文》目录的编排次序,证明“楚辞”在汉代至少经过了从刘安、刘向到王逸的三次编订,唐宋之际又一次进行了整理注解,迄南宋洪兴祖才形成了今天通行的《楚辞》文本。     

今本《楚辞》与刘安的关系及版本源流新探

淮南王刘安首次整理编订并题名《楚辞》,后经刘向增补,东汉又经王逸再次增订。后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楚辞》成书于刘向,而定名于王逸。检讨《楚辞》诸篇的抒情主体、作者姓名,《招隐士》的主题思想、以及《史》《汉》的有关记述和《楚辞释文》目录的编排次序,证明＂楚辞＂在汉代至少经过了从刘安、刘向到王逸的三次编订,唐宋之际又一次进行了整理注解,迄南宋洪兴祖才形成了今天通行的《楚辞》文本。     

“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钟嵘《诗品》对曹植评价最崇高,其中"情兼雅怨"一句,诸家有歧解。作者认为:"情兼雅怨"之"雅",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怨"是指《楚辞》及其所代表的风格。钟嵘认为五言诗有《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源,曹植诗源出于《国风》,同时兼备《小雅》和《楚辞》的特点,故而最高。这一看法实质上初步确立了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并得到后世批评家的认可和完善。只是到宋代以后,曹植的诗名和地位骤降,"集大成"的桂冠被杜甫专有。但曹植对于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都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他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仅有的两位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     

《离骚》“惟庚寅吾以降”中的“降”字别解

流传到现在的《楚辞》注本,要算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最早了。他的注释,有极对的,也有极错的,但他为《楚辞》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想对“惟庚寅吾以降”句中“降”字的解释,作一讨论。他在注中首先解说“降”字是“下也”,又     

"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

文章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 ,来观照中国学术中的“楚辞研究”。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 ,尤其是在楚国的史料中 ,屈原更是不见经传。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 ,可视为不可追寻。今日言说之屈原 ,只能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 ,一个相关话语的命名。历史文本中之屈原 ,乃是一个经改写、想象而被重构之屈原 ,是汉儒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 ,以汉族儒家文化的视角对一非中心的历史人物的想象性建构。屈原作品最初当以在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汉儒们解读、编纂、注释《楚辞》 ,实际上等于是为《楚辞》建构了一个“独尊儒术”的中心意义。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