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的“专赖学问以求精明”

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留下恶名的曾国藩,却被封建王朝授以“文正”的美谥。近代以来,不同政治派别的学者名人虽对其评价褒贬异词,但都认为曾氏“学问好”、“学有本源”,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说,十余年翰苑生涯的勤奋求学,为其一生打下了牢固的学业基础。曾氏倡言“专赖学问以求精明”,终生勤学不辍。学问对其成功地致力于治军、行政、用人等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为其成就所谓“三立”功业提供了根本条件。     

试论曾国藩的"专赖学问以求精明"

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留下恶名的曾国藩,却被封建王朝授以"文正"的美谥.近代以来,不同政治派别的学者名人虽对其评价褒贬异词,但都认为曾氏"学问好","学有本源",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说,十余年翰苑生涯的勤奋求学,为其一生打下了牢固的学业基础.曾氏倡言"专赖学问以求精明",终生勤学不辍.学问对其成功地致力于治军、行政、用人等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为其成就所谓"三立"功业提供了根本条件.     

曾国藩的古文观

曾国藩（1811－1872）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而且在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常被人视为桐城派的殿军。章通过对曾氏与城派关系的清理,发现曾氏虽然到姚鼐的很大影响,但曾氏本人并不视自己桐城派中的一员。曾氏生当学术变迁之际,故能以包容之势吸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经济、考据”诚为其学术之大端,但曾氏的古主张则在于折衷骈散,“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章”。曾氏的章风格论在发挥姚鼐阴阳刚柔之说的同时凸现自己的趣味,即喜欢具“阳刚之美”的章。曾氏的创作论反映了曾氏本人的古取径,可与曾氏的古主张互相印证。总之,曾氏的古理论在处于社会巨变的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

曾国藩按照当时中国处于弱国的实际情况，在面临敌国以强压弱的不利情势下，采取“羁縻”的外交策略，贯彻“诚、信、争、和”的四字方针，以求得一个对内实行改革(内修攻事)对外采取开放(洋务运动)的自强环境．从而达到转弱为强、反败为胜的目的。曾氏这一思想对后世近百年的中国政界要人影响至深。李鸿章可说是一脉相承．而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辈之受曾氏影响．则另当别论了。     

曾国藩对青年蔡和森的影响

曾国藩对青年蔡和森之所以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曾国藩不仅是“湖南自郡县以来”，出现的第一位威震朝野，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还是一位有很深学术造诣的文人学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因此曾氏在治学、修身上许多言行都为蔡和森所效法。至于在血缘、地域、师承等方面蔡和森接受曾氏的影响自有其特殊的机缘，但这只能是一种“触媒”，而真正的原因还是蔡和森本人出自内心的崇拜：“三年以来，每觉胡林冀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曾国藩文气论初探

“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曾国藩文气论初探周艳华“文以气为主”，可谓是古代写作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清代文章家曾国藩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论文十分注意“气”和“行气”。曾氏论气，与文章的情、声、辞、篇、脉及风格等累密相关。内容十分丰富，它对于我们学习古代的...     

学问与“学问”

学问一词，在汉语中有完整的词义。它与知识、见识等是同义词，此时学问是一名词。学问，又可是一个动词，意即学习提问，学习如何发现疑问，学着发问，学着问问题，学着质问。为了区别上述两种不同含义，暂且将后一种含义下的学问加上引号：“学问”。学问与“学问”之间有很奇妙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知识与“学问”的关系，理解用学问一词表达知识的合理性、深刻性。我们对学问与“学问”之间的密切关系作如下的分析。一“学问”会使人更有学问知识本就产生于问题。例如，水为什么会沸腾？水又为什么能结冰？为什么…     

论传统教育思想中“德性”与“学问”观念之现代演进--以蔡元培先生之大学教育理念为例

以儒家为主干之传统教育思想具体表现为“尊德性”和“道问学”,前者主要是指“发乎本心”、对性善的发挥与坚守,具体表现便是孝悌之道,由此推广开来便是仁民爱物的实现;后者虽然与向内反省之“尊德性”不同而表现为“格物穷理”,但这只是对本心的穷理、对性善的探究、对诚敬的融会,可谓修养学问的他种途径。对于师德楷模的种种说法只是传统“圣人理想”的现代演化。近现代以来,传统思想遭遇了前所未有之重创与反省,其具体出路在于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德性要体现于德行中,公私德分明并尊重私德,研究高深学问为大学之根本宗旨,探究学理并引导学生生发对学问之兴趣进而培养学问人格,为首要之师德。     

父亲的学问

这篇文章写出了一个孩子内心的成长过程。文章以“学问”贯穿始终，通过父亲“没有文化”反衬出父亲对儿子深切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在学校中学习不到的．作者通过“学问”把“书本的学问”与“做人的学问”进行了巧妙的结合．[编者按]     

曾国藩和谐文化思想探微

曾国藩“八本”家训、“八字诀”和作诗练笔中蕴含着和谐文化思想并将其融会贯通于曾氏家族的教育、治军、处世之中,且长期坚持不懈、卓有成效。     

对大学理想及大学功能的进一步认识

“大学的理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对大学的一种展望、追求和向往,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设计与构想,是引导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航向。”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所谓“学以致用”,以事业为学问中心。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笔者在此借用钱宾四先生的分类方法来研究大学的理想。大…     

从李政道对“学问”的解释说起

从李政道对“学问”的解释说起李有爱前不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对“学问”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他说：“什么叫‘学问’？是要学怎样问，就是学会思考问题。”他接着指出：“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教育往往是学‘答’，学答案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学...     

浅论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过程

学问一直为历代诗人所重视,“以学问为诗”却是在宋代形成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诗人杜甫。杜甫首先以赋笔写诗和以议论入诗,从而打破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审美体系,开始关注诗歌中的学问典故、字词韵律。韩愈、李商隐为唐人学杜诗最有成就的两位诗人,他们的创作、诗学观直接影响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以学问为诗”便在西昆派（以典故为诗）、欧阳修（化用古人诗句）、王安石（以史料入诗）等诗人努力下,到苏轼、黄庭坚达到成熟。特别是黄庭坚的诗学理论的提出,从而使“以学问为诗”从一种单纯的诗歌技巧上升为诗歌创作观。     

以人为本增强历史教学的人文性

教育的育人目的，是要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曾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教是为了不教。”一般人对此理解为教师要善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主要着眼于学生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其实，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教师“教”的内容不单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都是做人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将其视为高于单纯的书本学问。因此，最好的“教”是将知识传授和教学生学会做人融会贯通，使学生在求知和做人两方面都最后达到不用”教“的程度，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操守和思想…     

试论曾国藩的"转移人才"之道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一生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非常重视人才和人才问题。在任京官时，他就以“转移人才之道”为起点，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其转移、培养、考察人才的设想与方法，试图扭转当时世风日敝、人才日衰的局面。投笔从戎之后，他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政治活动作为其“转移”人才的具体过程，从实践中又总结出了其访求、任用、待遇人才的经验与方法，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用人思想，最终凭借其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各类人才，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人才济济的新局面，也基本上实现了他当年提出的“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的梦想与追求。批判与总结曾氏的“转移人才之道”，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蔡元培系统的大学教育理念等

蔡元培系统的大学教育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理想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大学具有两项职能：一方面是“研究高深学问”，另一方面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2)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民主、自由是大学理想的氛围。     

《曾太傅挽歌百首》与曾国藩研究

本文通过对刘蓉《挽歌》的评价订正了曾氏研究中一些史料引证的失误，并从一个侧面论述了曾氏处世态度与方式。     

从“句号”到“问号”的飞跃

关于“句号”与“问号”，张梅玲教授有一段非常经典的阐述：“教师的作用应体现在引导学生把书中的句号改为问号，又要把头脑中的问号改为句号。”“问号”与“句号”的转换过程，其实就是提出问题一解决问题一再提出问题一解决新问题一………过程。李政道教授对“学问”也有一段精辟的阐述，“求学问，先学问；求学答，非学问。”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     

刘海峰教授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他首创科举学，强调理性评价科举；自诩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主张务实渐进。他经常用“学问之根苦，学问之果甜”教诲弟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为其学术准则。20余年来，因其学术上的累累成果，人誉之考试研究的“专业户”。刘海峰教授     

曾国藩的树人育才之道及其当代启示

曾国藩的树人育才、识人用人之道，对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军政人才的培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包括：首先，“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关键在“以有恒为主”、勤劳习苦、谦谨、明强。第二，用兵行政，以选拔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以陶冶而成”，应十分耐心地去访寻发现人才，培养教育人才，并善于使用人才。第三，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应以身作则地去带头转变社会风气，为人才的大批涌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曾氏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