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物,它的出现至少已有二千六、七百年了,但认真研究铜鼓却是近百年来的事.铜鼓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时间相当早.南朝刘宋时人范晔著《后汉书·马援传》已明确记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唐章怀太子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引用了比《后汉书》稍早的《广州记》来为"骆越铜鼓"作注:"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据《晋书》、《陈书》和《南史》记载,在晋至南朝时,我国岭南地区已大量地铸造和使用铜鼓."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     

夜郎故国——彝族英雄史诗的圣地

彝族的英雄史诗都产生于贵州这片夜郎故国的土地上。《铜鼓王》中有用铜鼓作为葬具埋葬彝族古代首领的记载,这在其它彝族经籍《禳占星解经》等中的记载相符,并且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考古发现的"铜鼓套头葬"式相互印证了夜郎与彝族先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夜郎故国—彝族英雄史诗的圣地

彝族的英雄史诗都产生于贵州这片夜郎故国的土地上。《铜鼓王》中有用铜鼓作为葬具埋葬彝族古代首领的记载,这在其它彝族经籍《禳占星解经》等中的记载相符,并且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考古发现的“铜鼓套头葬”式相互印证了夜郎与彝族先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粤西北流型铜鼓的文献记载及演奏方式的可能性分析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铜鼓的记载非常丰富,他们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及其有关的风俗民情.粤西北流型铜鼓生产于西汉末期,约隋唐时期停止铸造,是铜鼓文化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透过相关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出粤西北流型铜鼓的来龙去脉,大致分布范围,使用铜鼓民族的经济文化面貌等.铜鼓也是一种打击乐器具有突出的音乐性能,从古代到现代,铜鼓的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不断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铜鼓音乐.     

时丰墓志考释

时丰出自涿州时氏家族,该家族是金朝兴起的汉世族的代表,关于该家族成员的相关情况,史书中少有记载。文章结合《时立爱墓志铭》以及《金史·时立爱》等相关记载,对出土的《时丰墓志铭》相关记载进行一些考释和说明,以补史书记载之缺。     

瑶山铜鼓的传说

中国是铜鼓之乡，在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鼓，也是现今世界上出土和保存铜鼓最多的国家。而在贵州荔波瑶山白裤瑶族的两千多人口中就保存有三百多面铜鼓，在白裤瑶的民族文化里，铜鼓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工具，     

《周礼》伪书说商兑

《周礼》一书是记载我国西周时的官制和政治机构的唯一的一部文献,它是研究西周史的一部基本书籍。然而由于它被发现较晚和其它原因,曾久被斥之为伪书,加以全盘否定,似欠公允。现在,在出土的文物资料中,有大量事实可以与《周礼》之文相互印证,特别是在出土的大量文字资料中,甚至有不少与《周礼》之文相同或相近,而且同一内容的文字在青铜铭文中可以多见。所以,对《周礼》伪书说可以重新提出商榷了。这里暂以     

红水河畔的铜鼓文化

铜鼓是红水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在中国民族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活化石"。东兰县作为当今仍保留着使用铜鼓习俗的地区之一,是目前世界上的铜鼓分布最为密集、出土量最多的地区,被誉为"世界铜鼓之乡"。本篇文章主要阐述,笔者深入河池东兰县,对铜鼓的历史渊源、"铜鼓之乡"、铜鼓的作用、铜鼓的音乐、铜鼓的价值五个方面进行浅谈。     

《黄帝四经》出土 传说人物成真

在我国最早记载黄帝的史书——《国语》、《左传》中,都把黄帝说成神话和传说人物。黄帝究竟是人是神,千百年来,始终是一个谜。然而,《黄帝四经》的出土,使五千年悬案迎刃而解。《黄帝四经》在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入土,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化石——铜鼓

铜鼓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由青铜铸造的打击乐器,主要用来奏音乐或舞蹈伴奏.铜鼓最开始是作饮器之用(即釜),后来演变为打击乐器,用在歌舞、庆典、祭祀等特殊活动中以及古代用来指挥军队进攻之用. 春秋战国时期铜鼓就已经出现,迄今已有二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并传承下来的铜鼓非常多,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在古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曾以拥有铜鼓的多少来衡量权力的人小,铜鼓在古代文化当中是具有神权、法权和政权的地位象征.     

关于若干出土“铜鼓”的正名问题

铜鼓是我国古代民族具有文化特色的乐器之一。云贵两广川湘的少数民族中,古代曾经广泛存在。解放以来,考古发掘和文物征集的铜鼓,不下千余具。研究铜鼓的著作,随之深入和增多,给民俗学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题材。本文为探讨若干“铜鼓”的正名问题,谈点意见。最能表现铜鼓的特殊性质,特殊运动形式的是什么?难道不是鼓面能够被敲击发出音响吗?文献记载,凡过年过节,载歌载舞,祭鬼祀神,婚丧宴客,集众械斗等,都要鸣鼓为号、     

濮阳古墓“龙虎蚌壳图”与原始哲学思维

濮阳西水坡出土的"龙虎蚌壳图"被确定为一个古老的星图或天文图,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可以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最直接也是最早的证明即《礼记·曲礼》中记载的以天文或星图为参照布列的"左青龙而右白虎"这一"旗阵"形态。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壳图"的出土,证明了《礼记·曲礼》中记载     

汉牍《户口簿》探析

近年出土的木牍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汉代郡、县、乡三级《户口簿》的基本内容。但三例《户口簿》在格式与内容上存在不少差异。《二年西乡户口簿》在记载西乡户、口数量的同时,还记载了大男、小男、大女、小女的人口数。纪庄木牍《户口簿》记载了东阳县及其所辖6个乡的户、口数量。《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记载了乐浪郡及其所属25县的户数、口数的情况。但纪庄木牍《户口簿》和《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都没有人员的分类记载。《户口簿》只是上计簿中众多人口数据来源的簿籍之一。     

《说文·金部》兵器类字汇考论

《说文解字·金部》所收兵器类字汇是兵器名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说文》对其释义却多谬误,或一物多名、或以偏概全、或互相混淆。通过全面整理、考查《说文·金部》所收"铍、铩、钑、■、铊、■、锬"等兵器类字汇,运用以《说文》释义为核心,传世典籍释义为佐证,并结合出土实物描述其形制特点的多重证据法,可以纠正《说文》对部分兵器名物词的错误解说,达到运用出土实物印证古文献记载,借助文献记载为出土实物定名的目的。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1983年12月27日至1984年1月2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文博、大专院校、科研及新闻、出版等单位的代表七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云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大会收到论文五十余篇,代表们除继续对中国古代南方铜鼓的起源、类型及社会功能等问题,以新的材料、从新的角度深入探讨外,又特别提出了铜鼓的铸造工艺、音乐性能、造型美学原理和纹饰的阐释以及南方铜鼓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东南亚文化的关系等课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自1982年以来对云南、广西出土的一百面锕鼓的合金成分进行了化学分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引《诗》异文考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其中包括《礼记·缁衣》篇等重要经学文献。作为差不多同时代、存在文献学上宛密关联的出土材料《郭店楚墓竹简》也保存了《礼记·缁衣》篇文字。两种出土文本记载的《礼记·缁衣》所援引的今本《诗经》有关文字,也都赖以保存,本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校,对上具文献中引《诗经》部分的异文作了考证。     

本月阅读模拟题

一、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1-3题.(12分,每小题4分) 话说铜鼓 李筱文 关于铜鼓的记载,自汉以来常见.范晔<后汉书·马援传>中有云:"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等壮侗语族群.一般的铜鼓鼓面直径约50厘米,高约30厘米.     

再谈《山海经》中所记“西南有巴国”的“巴国”地望与年代

关于《山海经》中《海内经》所记“西南有巴国”的巴国地望,笔者曾对鄂西香炉石遗址出土大量我国早期巴文化遗物和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中多有“巴方”的记载所进行的考察,恰与湖北大学刘先枚教授及台湾成功大学李冕世教授合撰的《安州六器考及附记》一文对“虎方”和“巴方”地望的考证不谋而合,均认为是在今鄂西清江长阳一带。这说明通过出土文物来证史的这一科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应是准确和可靠的。至于《山海经》所记“巴国”的年代,当是我国上古时期无疑,即距今4000-3000年之间。     

民国十四年云南大理震灾补正

针对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及民国报刊关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云南大理地震灾情不确记载与报道,根据《民国十四年三月云南大理凤仪等属震灾报告》《云南大理凤仪等属地震区域图说》《云南地震考》和《民国十四年四月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等一手资料,对1925年3月16日云南大理强烈地震的次数、灾区范围、死伤人数等予以补正,提醒后学注意经典著作和报刊中可能存在的作者自身难以控制的错误。     

海南岛发现古代铜鼓述略

环北部湾地区曾是古代越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海南岛正处于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文化向东南亚海域延伸的咽喉要冲.海南岛历来被看做古代铜鼓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尽管与大陆相邻的地区(环北部湾地带)相比,海南铜鼓的发现和出土在绝对数量并不占优势,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中外的学者都十分重视这一区域铜鼓的分布和发现情况.文章将海南地区铜鼓的发现情况以及近年来出土的材料整理出来,以期裨益于相关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