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正当性学说的"形而上"重构

从法哲学的“形而上”的角度试图跳出刑事罚正当性理论的窠臼，停止关于此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并通过对刑罚价值诸如手段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细致而详实的阐释之后，力求获悉一种全新的宏观性的关于刑罚正当性的理念。     

论刑罚的正当性、局限性及其规制

在我国,刑罚存在有其正当性,即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但刑罚本身具有“双刃性”,用之不当,则侵害公民的人权。而且,刑罚预防犯罪也是有限的,它不能消灭犯罪,还给罪犯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宪法明确国家的刑罚权和公民的人权,刑法明确罪与刑,刑事诉讼法明确刑罚的程序,监狱法明确刑罚执行的方法,从而保证刑罚的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和保障公民人权目的的实现。     

著作权权利限制视角下突发事件时期高校信息化教学的法律治理模式

在突发事件时期,信息化教学手段的运用面临更为严峻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我国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权利限制的调整在规制手段、规制模式、规制理念上仍有不足,体现为立法规范开放性程度较低、采用一元化立法模式、一般状态下的权利限制规制思路单一等,无法有效处理高校信息化教学在突发事件时期权利限制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制度的设计实现平衡,从而达致突发事件时期的教育目标。基于理念维度、制度维度与界限维度的分析框架,《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法律治理模式应当区分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采用二元化立法模式,扩大特殊状态下公益团体的使用权利,并辅之以补偿金、保证金等调节手段,有效平衡数字化和特殊化语境下著作权保护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试论我国著作权法技术保护措施的限制规则

技术保护措施是数字网络时代权利人的一种自力救济手段,为技术措施提供法律保护是我国作为WCT与WPPT成员国应尽的义务。对技术措施的保护需要协调好与合理使用制度间的关系,对技术措施进行限制。通过比较,发现我国著作权法关于技术措施的保护力度高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与作为发展中国国家的基本国情不符,需要进一步限制技术保护措施。通过分析限制技术措施的正当性所在,在比较国外先进立法模式基础之上,提出完善我国技术措施的建议。     

个人借贷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困境与对策

个人借贷信息兼具个人性与公共性,是个人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判借款人履约意愿与能力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一刀切”的告知同意和最小必要原则,在实践中容易妨碍借款人借贷信息的利用和共享,进而损害信贷交易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应在理念层面从对个人借贷信息的单向保护转向利用与保护相平衡;对信息处理主体为自身借贷交易的客观需要而实施的信息处理行为,应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的豁免;在目的正当性和功能相关性的限定下,辅之以违法行为和营利性行为的禁止,应允许个人借贷信息处理机构享有合理的裁量权,以此明确和完善最小必要原则在个人借贷信息处理中的具体适用;应强化对个人借贷信息处理机构的合规监管。     

论刑罚理论中的折衷主义

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争,报应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已然之罪的报应;目的主义则以社会为本位,主张为了防卫社会而适用刑罚,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未然之罪的预防。两者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目前,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逐步趋于调和走向折衷主义。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论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

言论自由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发展至今，它已成为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基本上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进步与发展同步进行。一直以来，法学理论界都在探索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本文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对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进行了分析。     

作为刑罚附随的生态修复责任研究

环境犯罪侵害的是双重法益,但司法中更偏向于刑罚制裁,忽视生态法益的保护。我国关于刑法附随的混淆概念包括刑法附随后果和刑罚辅助措施,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对于把握刑法附随的含义至关重要。以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关于刑罚附随的表达方式为出发点明确刑罚附随层面生态修复责任的适用范围。在保护双重法益和积极预防的基础上,以明确立法指引、扩大适用范围和进一步明确刑法附随内涵的方式并加以完善,以使其更具备操作性。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尤其是死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重罪案件在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罪案件中不宜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非命案件中可以限制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命案中不适宜适用刑事和解。     

预防论的演变及评价

与报应论相比,预防论同样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存在个别预防论与一般预防论之分。其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对犯罪的报应,刑罚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一手段达到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目的;刑罚针对未然之罪而发动,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是刑罚施加的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各种预防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但预防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根据未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因此,预防理论被称为是一种前瞻性理论。     

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正当性论纲

高等学校学生处分由于涉及到学生受教育权的剥夺与限制、涉及到学生名誉的损害,对其正当性的置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界讨论的热点。在正确认识高等学校学生处分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以目的、实体与程序三个维度为视角,合理剖析高等学校学生处分的正当性,对高等学校学生处分运行机制的合理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目的正当是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正当性之前提,实体正当是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正当性之基础,程序正当是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正当性之保障。而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正当性的根源。     

数罪并罚原则及方法辨析

我国刑法中规定了数罪并罚的具体处理方法,理论上归结为数罪并罚的原则,而且针对不同的刑罚种类演绎了不同的“原则”适用方法。经过分析可知,应然上的数罪数罚在具体实现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发生了实际的变异;但基本的思想与理念仍保持不变,即数罪数罚与一罪之处罚在具体实现上应有所区别。因而,数罪之处罚原则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其一为数罪数罚的处理理念,其二为数罪数罚的具体实现方法。其中前者所讨论的问题是数罪数罚处理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不顾及刑罚的种类与程度;而后者则是数罪数罚基于具体的刑罚种类和其他因素限制的具体实现办法。因此,数罪并罚的原则与方法应当被严格区分,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而数罪并罚则是在特定理念支配下,受到各种影响要素作用的逐步实现。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     

预防论的演变及评价

与报应论相比,预防论同样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存在个别预防论与一般预防论之分.其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对犯罪的报应,刑罚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一手段达到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目的;刑罚针对未然之罪而发动,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是刑罚施加的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各种预防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但预防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根据未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因此,预防理论被称为是一种前瞻性理论.     

刑事责任调和性浅析

刑事责任评价犯罪行为并说明发动制裁的正当性,在刑法指控失灵或其他法律局限性阻碍司法实践时,刑事责任需要临时评估犯罪行为并且调和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关切冲突,其中主要包括人权诉求与刑罚适用、民众常识与刑罚适用以及法律局限性与社会新情势这三对冲突;进而通过凝结着调适结果的司法衡平实现自身。     

死刑控制政策的必然转向:以司法限制为重心

基于死刑的渊源、规律、现状以及逻辑论证等角度分析,司法限制死刑是刑罚理性发展的一种必然之选。以司法限制为重心,可以较大范围地获取两大阵营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不失为死刑控制的一条经验之选。少杀、慎杀,尽量不杀,防止滥杀等刑事司法理念决定了以司法限制为重心是死刑控制的合理之选。以司法限制为重心,可以大幅降低死刑适用率,改变刑事司法中“就高不就低“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时必然会加大死刑审判成本,使其成为死刑控制的有效之选。     

论社会保障权存在的两个正当性理由

现代社会已经把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国际人权文件等形式确认下来,社会保障权的存在有两个正当性理由,一是实现“民主的平等”的正当性(趋向平等的正当性),二是作为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社会保障权反映了个人权利与平等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不是达到了平等才能实现个人的权利,而是在完善个人权利的保障过程中趋近平等.社会保障权是“通向平等的权利”基石.     

台湾地区水污染行为入罪化介述

台湾地区将水污染解释为因人为活动,排出各种有害物质,且过量介入各种水体而损害相关权益的公害现象,因而水污染环境公害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以存在个人的受到损害为处罚根据,而是视之为公共危险罪的类型,强调的是对环境生态法益保护。台湾地区对于水污染犯罪的制裁方式,采用的是增修"刑法"中的公共危险罪,但仍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将行政刑罚规定于个别环境行政法中。大陆地区水污染刑事宜采取基本刑法与附属刑法并列模式,明确环境生态法益为犯罪客体,并以危险犯的模式规制水资源污染行为,同时适当加重刑罚的力度。     

刑罚目的论

刑罚目的在刑罚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西方的刑罚目的理论源远流长,大致可以分为报应刑论、目的刑论、折中刑论。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争论及评述较多,无论是公正惩罚的刑罚目的、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或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刑罚目的,都有确立我国刑罚目的之借鉴之处,单独取任何一个作为刑罚目的都不够完全。我国应该有的刑罚目的是公正惩罚犯罪及预防犯罪,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