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共同体传播: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新突破

逆全球化症候揭示出全球化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精神文化交流失衡、价值观念沟通滞后、民心民意隔阂撕裂,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存在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超级大国煽动种族撕裂与意识形态对立,肆意毁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的根基。针对大灾疫与大变局叠加的全球危机,人文共同体秉持和谐传播目标,珍爱生命价值的首要序列,倡导世界和宁为人类最大利益,反对“新冷战”与“文明冲突论”,以此为基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以文明对话交往沟通东西方人文主义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共创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的共享通道,完备适应全球化可持续进程、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人文价值观与仁爱和谐的道德秩序,帮助人类从失控冲突走向和谐平衡,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多模态话语传播:概念、内容与方法

正当前跨国界、跨文化的话语传播出现两种对立现象:一方面,表达民族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话语难以被理解、甚至产生误解与冲突,像中国在国际社会遭遇"有理说不出"的困境;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草根话语"又能跨越国界、获得全球草根的认同和模仿,像风靡全球的表情包。去年底英国《牛津词典》评选出2015"年度热词",这个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词汇,而是一个"笑哭了"的表情。中国"帝吧远征FB"事件(百度李毅吧网友"出征"脸     

从“陌生人”到“世界公民”:跨文化传播学的演进和前景

“人,没法不传播”——美国大学传播学教科书上的引言“谁掌握了传播的入口,谁就掌握了整个世界”——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传播是文化的核心,它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生活的核心”——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了解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的意义和功用,我们可以从上述三段话入手。第一段话揭示的是传播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一种现象:与家人和朋友进行的人际传播,在单位或社区进行的组织传播,以及通过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进行的大众传播,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第二段话揭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传播在世界地缘政治角力中所扮…     

从乡村到城市:用基层故事对外传播“十三五”宏图

正如今的西方世界,充满了对中国的各种质疑。5年内7000万人口脱贫,年均GDP增速6.5%,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这些目标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也是我们新华社"聚焦十三五·新华社记者基层行"小分队所要回应的问题。2015年11月初,新华社组成三支调研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采访。我所在的第一组成员来自新华社对外部、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参编部、摄影部、新媒体中心等部门,主要关注三大主题:全面建成小     

从“能写会译”到“能言善辩”——应对新时代国际传播新挑战

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外宣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写会译还不够,还要做到能言善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外宣机构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的中央,拿起话筒的那一刻就要做好"讲"的准备:讲述、讲理、讲学、讲演,关键在于"说",在于"讲",在于磨"嘴皮子"。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形象,从成立初期的单向书面传播以及被动的他塑,到现在国际大众传媒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自塑,外宣工作者在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之外,还应当在提高"辩力"上狠下功夫。     

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 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本文对过去41年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历史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整体模式,总结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方向。整体说来,传统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典型的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是以国家需求导向,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内容,复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模式。在培养效果上,该模式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性和表层需求,但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也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结构性失语,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当下媒介技术引发的全域性、生态性、颠覆性变革,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亟需走向分散枢纽模式（hub）,通过在不同专业、学科复合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实现从“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从不同专业、学科赋能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赋能不同学科、专业,实现因校、因专业制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专业、学科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国际传播在专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语。     

陈小艺:从“外来妹”到“乡村女教师”

十年前.一部反映农村女孩都市打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成功地将川妹子陈小艺推向了荧屏。一时间.陈小艺以端庄、温柔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日.在风景如画的皖南山区.我们遇见了久违了的陈小艺.已为人母的她在朴实、自然中平添了一份成熟和贤惠。此次.陈小艺将在电视电影《乡村女教师》中饰演一位到农村义务支教的都市女性。     

算法传播：从“算法可治”到“算法善治”

算法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一环。随着算法技术不断发展,算法带来的问题日益暴露在人们眼前。为了应对算法问题,国内与国外都提出了算法治理手段,面对不同类型的算法理论,算法治理需要有不同的切入点,以实现“算法可治”;“算法善治”的未来基础,需要政府、技术和企业三方的合力,共同实现科技向善。“人类时空共同体”这一概念同时覆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是算法治理的积极尝试,也为未来的元宇宙与算法治理提供思路参考。     

英国“莎士比亚叙事”的传播策略

正崛起中的中国应该如何传播国家形象,如何讲对自己的故事,讲好自己的故事?同时,又如何讲对别人的故事,讲好别人的故事?这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乎国家品牌建设。就国家品牌传播和塑造而言,英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成功案例。本文试图以今年英国举办的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探究英国人是如何讲述令人难忘的莎士比亚故事。莎士比亚是英国的象征和骄傲,是当之无愧的英国文化名片。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为此,英国在全     

玉林狗肉节:跨文化传播的一道“难题”

本文就玉林狗肉节这一有争议性的问题,选取中外报道文章,探讨在对外报道这类选题时,如何把握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发出独特公正的声音。     

从“同轴圈”到“同心圆”——英语、西班牙语推广对汉语传播的启示

以英国、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期通过本国语言的强势推广,不断扩大其殖民地版图。如今凭借建立在“同轴圈”理论基础上的语言推广逻辑,仍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语言、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共识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借鉴英语、西班牙语对外推广经验的同时摒弃其殖民扩张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推进语言文化“同心圆”式传播,是汉语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纪录片:目标、方法与传播效度

一、纪录片作为官方话语的功能目标从1938年,延安电影团（全称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重视纪录电影在政治宣传上的用途。在仅有一台35mm摄影机和一台16mm摄影机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徐肖冰和吴印咸等组成的6人摄制组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1942年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拍摄了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镜头。延安电影团建设初期设备简陋,由于胶片的匮乏.     

从“安全化”到“去风险”：国际政治中的风险话语研究

基于特定社会建构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风险话语为各国开展国家安全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成为少数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2023年4月以来,“去风险,而非脱钩”新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西方对华风险话语不仅在表述上完成了从“中国威胁论”“中美脱钩”到“去风险”的更新迭代,更实现了从“安全化”到“去风险化”的话语内核转向。它看似放弃了“以中国为威胁”的进攻姿态和“脱钩”的逆全球化立场,实则意在扩大遏制空间、占据道德高地,实现“以中国为风险”的精确“脱钩”。借助强调“风险”而非诉诸“安全”的话语重心变化,美西方也意图进一步转移盟友间和国家内部矛盾,掩盖自身国家安全能力衰退的事实,这最终可能带来“去风险化”风险话语的全球散逸。     

从“参与报道”到“去媒体化”:互联网思维如何有效推动国际新闻传播

<正>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互联网不但是一种不断改进新闻生产和流通机制的技术,更应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内容和流通等层面的思维方式。目前,社交媒体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已是普遍性的事实,具有国际影响力并致力于国际传播的西方主流媒体大多"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完备的社交媒体战略,以克服国界与媒体准入政策等现实壁垒,实现有效的跨境传播。目前来看,将社交媒体应用于国际新闻传播主要有如下两种模式:一是传统媒体搜索筛选社交媒体(如     

新型国际传播:从技术逻辑到发展思路

随着5G引领的先进技术综合应用和商用的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传播也呈现了智能化、数字化的新型发展趋势。全球网络传播环境、参与主体、信息采集方式、内容呈现方式以及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形态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5G时代的全球传播应结合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特点,调整传播思路,积极应用“5G+”技术,加强各国间技术信任,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传媒技术环境下,创新国际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发展新型国际传播,从而更快速、更全面地实现我国国际传播全媒体发展,布局全媒体传播蓝图,更好地塑造“全球中国”形象。     

从理论到实践：国际传播视阈下的计算传播新发展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研究不断融合。计算传播的研究方法为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用户画像、舆论分析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文本挖掘、情感计算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者可以分析国际社交平台上不同群体对中国议题的态度和情感。这对于重新理解、监测甚至预警国际传播公共事件中的风险,以及构建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随着网络生态中参与主体在身份和技术层面的多元化、复杂化趋势不断增加,多元传播主体的交互行为和协同演化机制也成为了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共同的重要议题。     

国际传播的路径逻辑:从能力到效力

<正>伴随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以及对国际话语权的追求,国际传播逐渐从战术层面的对外传播上升至战略层面的国家能力,成为中国国家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反映出实践层面的国家力量的增长,中国已经具有相应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象征层面的国家意识的强化,即向世界更多地传播中国,让世界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与理解中国。我们进行国际传播的基本诉求是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而不误解中国,正视而不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对外话语创新与国际传播实践

民族议题的国际传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场域,对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具有关键意义。理解国际传播中的民族议题和民族话语,一方面需要结合现代国际格局变迁逻辑,理清在不同的政治传统中民族与国家的相互构建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认知结构,从共同体的视角探索多元共存、平等包容乃至多元一体的国际传播民族议题新叙事体系。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者有机结合应是民族议题国际传播的中国话语框架。除此之外,应紧密关注以人权为代表的政治议题通过挪用民族议题所引发的国际舆论博弈,直面意识形态争锋,参与国际舆论斗争。在上述多个方面,“道中华”等新媒体平台作出了有益尝试。     

“一带一路”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现状与策略研究

该文采用语料库方法,通过自建专题语料库,运用大数据分析,从跨文化传播学角度考察“一带一路”术语在中外媒体中的传播情况,探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差异表述。对关键词和主题词的搭配分析表明：作为时政热词,该倡议的积极传播,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积极参与其中,而西方主流媒体也高度关注及评论该倡议,承认“一带一路”是重要的战略价值同时,也有不少疑惑或不满。该文尝试探究核心政治术语的对外翻译策略,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和合”文化观与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构建

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传播主体所奉行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竞争。“元话语”作为一切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基础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与文化传播格局、探索本国国际传播实践突围路径的认知出发点。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叙事,更是为各种类型的交流实践提供规则的结构性思维和文化泛型。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所奉行的“和合”元话语反对“中心-边缘”话语秩序,强调不同传播主体的道义责任,并主张维系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充分发扬“和合”元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潜能,须遵循两个基本策略：不断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为全球受众理解和共情的流行叙事项目;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前沿成果以建立数字信息生态下的先发话语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