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唐代河朔三镇两税法实施情况略论

两税法的内容包括征税原则和税收分配原则两方面。就河朔三镇内部而言,两税法在河朔地区得到了与其他承顺地区同步的、完全实施。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考虑,河朔三镇对两税法的实施是不完全的和有限度的。河朔三镇两税法实施上的特点一方面说明河朔三镇是具有较大独立性和割据性的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实体;另一方面又表明河朔三镇与唐中央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唐中后期东南型藩镇动乱研究

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这些藩镇或依附于中央,或割据一方与中央对抗,致使唐王朝动荡不安。东南型藩镇是指控制荆南、湖南、福建、鄂岳、江西、淮南、宣歙、浙西、浙东等地区的藩镇。这些藩镇在广德元年(763年)至乾符元年(874年)的唐中后期这一百多年间,共发生十二起动乱。从时间上看,这些动乱主要集中于德宗与宣宗时期。从空间上看,这些动乱主要集中于浙西地区。东南型藩镇虽只有十二起动乱,但其动摇了唐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加快了唐王朝的覆灭。     

评李德裕对河朔的政策

河朔问题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是唐廷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然而,在武宗朝,唐廷和河朔的紧张关系却曾一度出现罕见的缓解局面。其原因即在李德裕对河朔政策的成功。河朔自形成对唐中央集权的威胁之后,由于它在整个藩镇格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一直受到唐廷的特别关注。因此,宪宗即位之初,对付河朔割据问题就成为当时裁抑藩镇方针的重心。其政策主要是:企图革除河朔节帅传袭制,或者通过折镇割州等手段削     

唐中后期桂管与中央关系探析

桂管是唐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的一个边疆型藩镇,它自设立之初就长期处在唐中央的管控之下,其府帅由唐中央任命,其军队数量、管州范围、势力强弱皆受唐中央的制约。在桂管与唐中央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独立性逐渐增强,其地位、级别也不断变化,至唐末,桂管升为静江军节度使。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败,桂管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并最终并入马楚政权。桂管在唐中后期的岭南地区始终发挥着稳定与巩固统治的作用,其发展嬗变亦对当时政治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代进奉现象研究综述

进奉在唐代是一个背景复杂、影响深刻的现象.既存研究将目光更多汇聚在进奉概念、进奉物品、各种政治势力与进奉关系等面相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展.如果放宽视野,将进奉置于整个唐朝社会动态纷呈的历史图景中考察唐后期的社会问题,或可增进对唐代社会的认识,进而更深刻理解进奉对唐王朝兴衰的特殊意义.     

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

王武俊谥"忠烈",其三次叛唐的行迹显然不符合此谥号之本意,唐德宗赐谥王武俊"忠烈"乃是出于宣传教化的考虑,希望将身为成德军节度使的王武俊为所有藩镇树立忠君爱国的典型,以期藩镇将领的归化,重建唐朝的统治秩序。另外,也反映出唐德宗对河朔藩镇政策的调整,唐朝西北形势趋于严峻,唐廷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河朔藩镇进行新一轮的讨伐,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手段,由武力削藩转为招抚、怀柔,甚至是姑息,赐谥王武俊"忠烈"便是朝廷缓和与河朔藩镇关系、维持相对和平现状的措施之一。     

再论唐后期节度使存在的积极作用

唐代设节度使职,实乃军国要政之创举。节度使的设置及其权势的发展演变,与唐王朝的治乱兴衰有着重要关系,且以唐后期尤甚。唐后期中央制衡地方的主要特征是"以乱治乱",这决定了节度使职存在的必要性;而地方节度使自身对其藩镇政治、经济的治理和改良则昭示其存在的重要性。由此看来,唐后期节度使在削弱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王朝。     

旧题新解:唐代河朔藩镇研究——读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

<正>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而明人张大龄的《唐藩镇指掌》、清人华湛恩的《唐藩镇表》、黄大华的《唐藩镇年表》、     

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学术界不少专著或文章,在论述唐王朝灭亡的原因时,一般都归咎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没有深刻揭示唐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引起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之争,导致国力的衰竭,丧失了抵御地方割据势力的能力,这是唐王朝衰亡的内在因素。而黄巢起义打破安史乱后一百多年来各类藩镇之间互相制约的格局,使地方割剧势力威胁中央政权,这是唐王朝灭亡的外在因素。当内外因素结合起来时,唐王朝也就灭亡了。     

唐代中后期江南漕运与藩镇研究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对全国的统治力日渐衰弱。藩镇割据势力的崛起,成为唐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各个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相互之间战争不断。江南漕运也因此遭到很大的影响,时常出现漕运改道甚至停滞的情况。对于仰仗江南贡赋的京畿地区来说,江南漕运这条生命线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唐易定镇的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河朔故事”研究之二

本文试图从易定镇最重要的两个家族入手,分析易定镇权力阶层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河朔故事”在易定镇的影响.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通过“仕”和“婚”两种手段在易定镇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河朔故事”在易定镇保持影响提供了可能.长庆二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唐廷经常能够决定易定节度使人选,却也往往只是顺势而为.在动荡的历史时刻,形式上由唐延任命的某些易定节度使,往往正暗合依照“河朔故事”推举出来的人选.这或许是唐廷对河朔藩镇社会集团的又一种承认方式.     

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

唐后期以节度使等使职为代表的地方武官,成为武官制度的主体,从而引发一系列制度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支郡刺史军权的增强以及辟署权的获得、军镇武官设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是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对五代、宋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唐后期的军赏运作

唐廷以逾于常时的军赏奖酬军功,加速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其后,唐廷为了在藩镇林立的政治局面下维护统治权威,将与复杂政治、军事局面密切关联的军赏拓展为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利用军赏着力建设中央嫡系武装——神策军,并在以"两税法"削弱了地方财权后,倚之加强对藩镇军政的控制。此外,唐廷还尝试以军赏配合政治运作绥靖河朔骄藩,并在强藩坐大时,以其维护朝廷的安全。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与留学生教育

公元618年,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的战乱局面,唐朝建国后立即恢复和不断加强、完善中央官学体制,终于使之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四方学者云集京师长安,长安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化中心,四边邻国纷纷派遣贵族子弟到中央官学学习深造。当时,中央诸学学生和高丽、百济、日本等外国留学生,达八千多人,封建教育发展达到高峰,国子监规模宏大,成为七世纪中叶最高的学府和教育中心。绚丽、辉煌的唐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通过各国留学生迅速向世界各地辐射和扩散。唐朝对邻国蕃邦采取了睦邻政策,为外国留学生创造了优越的学习环境,提供了各种方便。赴唐学习人员归国,带回了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博大精深的中土文化和成功的治国经验,对促进他们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中央监控地方的制度及其影响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对地方的监控措施上,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的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将大小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抓住,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牢牢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以顺从为主,而这也带来了地方官员治理中一意向上的弊端。     

唐《陆逵墓志》考释——兼对大和元年天平军变乱的探讨

出身自中古名门吴郡陆氏的陆逵，其墓志系"逆修"，即为提前撰写。陆逵一生任官较多，最后官至德州刺史，但史籍无考。从其墓志可知，其事迹颇为传奇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他见证并制止了不见载于传统史籍中的发生在邠宁镇与天平镇的两次变乱。尤其是天平镇的变乱——节度使乌重胤死后原郓州牙兵和支郡兵的变乱，实际上是原淄青系藩镇去河朔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可以视为原淄青系藩镇对去河朔化成为中央顺地的反抗。     

唐诏战争范围的历史地理思考

南诏国自649年建立大蒙国,亡于902年,历十四王,254年,几乎于唐相始终。南诏与唐关系密切,除和平时期的遣使入贡学习之外,战争也多次发生。但纵观二者关系,和平交流占主流,战争区域在西南一隅几乎未跨出四川地区。笔者认为,除与南诏实力相关始终不敌唐以及在和唐长期接触中,对唐先进文化的向心因素之外,与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相对应的历史时期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财政与救灾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的实行使得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进行了利益分割。由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财政能够利用两税收入、财政羡余,甚至还有私用钱和军资粮储参与救灾,在常平义仓的建设、赋税蠲免、灾害赈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灾害及救灾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唐中央政府也多次督促地方利用留使、留州财政进行救灾。地方财政参与救灾本身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冲突的背景,但客观上也提高了地方救灾的主动性与效率,促进了唐后期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救灾也由于相应监督管理制度的废弛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