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张氏及南朝士族的佛教信仰

南朝的高门士族与佛教关系密切,这是佛教在南朝得以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宋齐梁三代君主大多信佛,在宋齐梁三代担任高官的吴郡张氏所从事的佛教活动常常与君主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吴郡张氏不仅合门信佛,而且以玄学传家,这也是南朝士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高僧们既精于佛学义理,又具有深厚的玄学修养,这一点对于他们与高门士族的交往非常重要.这一特殊的环境因素大大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南朝游寺诗的缘起及影响

南朝时期佛教快速发展,诗歌领域里开始出现新的创作题材——游寺诗。南朝游寺诗的产生与帝王对佛教的推崇有关,常有帝王皇族主持游览佛寺的活动,整个社会出现崇佛气氛,文人亦受到此种现象的影响。游寺诗属于古代山水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容上体现着景色描写与佛理阐述的统一。这种新的诗歌题材的出现,亦推动唐朝游寺诗的繁盛。     

佛教兴盛对隋代诗歌的影响

由于文帝、炀帝的提倡,隋代佛教兴盛一时,文人亦多沾染佛法,这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比如隋代诗歌中有不少作品以阐释佛理、抒写佛教感悟为表现内容。这些诗歌在写法上大多继承了南朝佛理诗的写作模式,在清幽的景物描写中寄托诗人的宗教情怀。     

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的谋求与确立——以《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为中心

《高僧传》中,佛教徒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大量僧人神异事迹,这些神异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从谋求到确立的全过程。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交往类神异事迹塑造了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交往的多种模式,从不畏惧旧有神到成功制服旧有神,从旧有神对僧人尊敬、对佛教支持到旧有神受戒奉佛、完全服膺佛法,中国本土神祇体系的权威在僧人神异事迹中被逐渐消解。佛胜道巫类僧人神异事迹,通过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的人间代表巫者、道士威力的比较,证明佛法优于巫术和道术,进一步降低了中国本土神祇的权威。降低中国本土神祇的权威是为了抬高佛教权威。宣扬梵神威力类僧人神异事迹,凸显了佛陀及其弟子的威力,营造出中国佛教神祇体系并树立其权威。在此基础上,佛教徒还通过神异事迹的制作,成功地在"佛命"与"天命"之间建立联系,给君主的即位天命蒙上浓厚的佛命色彩。南朝君主在编造其即位的"天命"神话时,采信佛教徒的"佛命"预言,标榜其"天命"受到了"佛命"的认可标志着佛教权威在中国社会的确立。     

试论佛教论争对刘勰折衷方法的影响

通过对东晋南朝佛教论争的考察，试图说明自东晋慧远以折衷之法调和佛儒关系后，佛教论争中折衷方法的大量实践，为刘勰以折衷论提供了一份可鉴之资。而刘勰深广的佛学背景，使其在《心雕龙》中吸取这一方法资源成为可能。最后结合刘勰《灭惑论》和《心雕龙》的具体创作，论证刘勰折衷方法在实践上主要借鉴了佛教论争。     

江淹与佛教

南朝时期，多数作家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历代研究者大多把眼光聚焦于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等人。这是不全面的。本文从确凿的史料出发，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佛教在南朝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以及以江淹为代表的南朝文人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又具体论述了佛教对江淹文学创作影响最为明显的两个方面：借用佛教的素材和形象，丰富其作品的内容；在作品中阐发佛教义理。研究本课题对深入了解南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有促进作用。     

唐代佛曲程式初探

唐代佛教大盛，佛曲亦随之兴起。敦煌写卷保存了大量唐代佛曲的歌辞文本，从中可见敦煌佛曲存在套语、重句、定格等程式。佛曲的程式是适应口头传播的需要，也是佛教为了向世俗大众传播，对佛教义理及宣教的手段进行世俗化改造的产物。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尚不够成熟，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

范缜在政治上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思想上佛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南朝，始终坚持反对腐朽的门阀士族削度，坚持反佛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的顽强斗争精神，是一个杰出的无神论者。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江淹与佛教

南朝时期 ,多数作家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历代研究者大多把眼光聚焦于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等人。这是不全面的。本文从确凿的史料出发 ,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佛教在南朝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以及以江淹为代表的南朝文人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 ,又具体论述了佛教对江淹文学创作影响最为明显的两个方面 :借用佛教的素材和形象 ,丰富其作品的内容 ;在作品中阐发佛教义理。研究本课题对深入了解南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有促进作用     

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

在宋代儒士群体中，朱熹无疑是最具有佛教知识的一位。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包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佛教基本概念和命题、佛教内容和特征、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关系等等。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也存在误读之处，值得当今学佛、研佛认真体会，以建立健康且科学的佛教认知态度。     

敦煌本《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有关问题初探

疑伪经不仅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材料,亦是考察早期佛道交涉的重要文献资料。敦煌本《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据目前所见资料,敦煌藏经洞出土31件。该经是南朝时僧法尼"宿习"所诵出之疑伪经。其内容涉及佛教对自身信仰的整合及佛教应对诘难所作出的调适等。《万历续道藏》所收《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卷8《天地物像品》与该经在结构和行文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在描述天界时,又存在"三十三天"与"三十二天"的区别。     

庙产兴学与佛教革新

传统佛教向现代化的转化,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杨文会、太虚、印顺等一批佛教居士、法师们的艰苦努力,富有新时代意义亦即具有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航标。传统佛教的这一转换原因固然很多,但晚清政府实行的"庙产兴学"的宗教政策,无疑具有直接的反推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当时的政教关系及其历史的延续性。     

敦煌佛曲曲调考述

敦煌佛曲的曲调有三个来源。第一，鳊佛教曲调，随佛教传播传入我国，曲词由梵语翻译而来，其中和声亦系译音；第二，中国本土自创典调，曲调既专为佛赞而设，内容也纯为咏叹释门之事；第三，本土既有的民歌曲调，佛教加以利用，以唱经劝世。     

唐前期王朝崇抑佛道政策浅析

佛教传入我国后．经历了依附儒道而又与之相互吸收、对立、融合的过程。道教和佛教作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其兴盛与衰微的直接原因还是封建王朝上层统治者的崇抑策略。唐前期王朝对佛道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高祖太宗兼容并蓄．则天极力崇佛．玄宗醉心道教．大多导源于他们的政治功利．当然与其个人信仰亦有一定关系。佛道斗争的同时，也伴随着融合趋势．至宋明时．终于形成融儒、道、佛为一体的理学体系。     

试析蒙古政教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蒙古的政教关系以1989年底开始的“民主改革”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21年人民革命胜利以来，蒙古的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此后，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1990年之后，随着蒙古国内“民主改革”的发展，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政教关系依法得到健康发展。但政教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是国家如何处理与佛教的传统关系的问题；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三是如何协调各宗教间的关系问题。随着蒙古国内传统宗教的恢复发展和非传统宗教的壮大，政教关系更趋复杂化。     

佛教与《搜神后记》

佛教对南朝志怪小说《搜神后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的神秘灵验传说及有关观念如业报轮回观、世界观、时空观、净土观分别促进了小说中灵异型、因果报应型、离魂型、复活型、仙乡型等几类故事的形成。从中既可见佛教＂惩恶扬善＂的劝诫意味,又可见魏晋六朝之际佛、道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泊来佛教中国化,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本文拟就魏晋南北朝佛教政治化有关问题作粗浅探讨,请学界同仁指正赐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政治化,首先表现为佛教依附政治而发展,其兴衰存亡,制约于世俗君主,受皇权政治所直接控制支配。     

吐谷浑佛教论考

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在南朝与西域、凉州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吐谷浑佛教对研究中古中国佛教的传播及源流具有一定的意义。吐谷浑拾寅在位期间，其境内佛教已很流行，初信佛教的时间似可上溯，十三王度易侯至十八王夸吕时期，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造寺、求经像等的记载多在这一时期。益州在吐谷浑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吐谷浑佛教主要源自南朝，另一来源就是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