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青早期诗歌的悲剧精神

艾青早期诗歌的悲剧精神体现为对个体命运、阶级压迫与民族危机的悲剧性感悟．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和面对苦难敢于用生命去殉道的悲壮精神。本文将其悲剧精神放在中西文化的座标系上予以考察，论述其丰富内涵、形成原因及其对中西文化的承传与超越。     

北宋词的悲剧美学特质

以现代悲剧美学理论观照北宋词可知，北宋词抒写了悲剧意识，折射出悲剧精神，是词人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的载体。其悲剧意识主要有三种范型，即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其悲剧精神主要有两重内涵，即鲜明的抗争精神、与现实社会相矛盾的价值观。     

中西古典悲剧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悲剧起源于人在极限生存困境中的张力。在这一范畴中，个体生命之纬与使之处于极度困境的社会的、精神心理的、人本体的因素等在制约冲突中形成张力。处于这种张力之中的中西女性，因使其面临极度困境的种种因素的不同，故而形成了中西女性形象的差异。本文在区分中西女性形象的差异的同时，从中西文化认知结构中探寻形成之因，并进一步认识中西悲剧的特质。     

重新解读《婉容词》

本文对《婉容词》重新解读，着重分析其中西文化冲突之悲剧意义，同时，对中西文化冲突之戏剧性演变，作了历史的探索与说明。     

面对生命的沉思--从萧红的人生悲剧看其小说的悲剧意识

作家萧红及其作品都包含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从萧红个人的悲剧经历,阐释小说中人物生命的摧残与戕害、精神的扭曲与变态及其生存的动物性,以此揭示悲剧的广涵性。通过对悲剧文化的分解,进一步探究其超越悲剧的对生命的渴望与探询。     

“悲剧”与文化精神——中西悲剧艺术个性辨析

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于其文化生存的土壤、文化生长的环境、文化生发的气候的特异,必然会形成一个民族独特的悲剧精神和美学价值判断,文学作为文化精神的载体,也必然因其独特的文化语境而呈现其差异性。本文主要通过中西悲剧文本中关于悲剧成因的解释及悲剧主体反抗走向的挖掘,对中西悲剧的艺术个性差异,特别是透过这种差异所折射出的悲剧精神之特征作一探讨,从而对中西文化差异性之形成渊源从文学角度作出阐释。     

《哈姆莱特》和《赵氏孤儿》之比较

对哈姆莱特和赵孤的复仇行动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及产生异同的原因。通过比较两剧的结构、冲突和主题等，探寻二者在戏剧作法和悲剧精神方面的区别。在此基础上，管窥中西文化的差异。     

谈《史记》的悲剧精神

司马迁是位杰出的史学家，其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书中写了众多的悲剧人物，在其身上作者将自己的人生悲剧与儒道两家的生命意识，相互融合，孕育了超越生命价值的悲剧精神。     

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希腊悲剧精神的分析

尼采对希腊悲剧与神话的理解,直接与他对希腊哲学精神的理解一致,这中间都遵循了日神与酒神精神的对立与统一原则。明亮清澈的精神表现为阿波罗日神精神;黑暗的、恶魔的、泰坦式的、野蛮式的世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希腊哲学、希腊悲剧是希腊思想在其运行的两极。尼采在此强调了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生命原则。生命表现在酒神与日神精神的统一,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希腊悲剧精神的体现者。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

司马迁因其早期生命体验与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识，弘扬一种超越于社会功利层面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司马迁的受刑，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遭受宫刑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与超越性；从而在这两个基础上形成司马迁超越于生死关系之上的价值观。忍辱著述的创作心态使《史记》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     

屈辱消融在爱与梦中——娜拉与繁漪的艺术形象比较

娜拉与繁漪是中外戏剧史上具有反抗精神的伟大女性,一个是周家的"物",一个是所谓的家庭的"玩偶",其命运悲剧是特定时代广大妇女的共同悲剧。作家创作时代及中西文化差异使她们觉醒前后的生活态度、反抗方式和结局有所不同。     

简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以神话、杂剧等为例

悲剧精神是人们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精神状态。中国古典悲剧通过苦难的展示，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从悲剧的内涵入手，可以观照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尤其是远古神话及元杂剧，挖掘其中的悲剧精神，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价值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尼采悲剧观中的道家精神——《悲剧的诞生》的一种解读可能

尼采通过否定二元对立的抽象理性,揭去充盈着力与美的生命世界上覆盖的面纱,并以此为理论出发点理解悲剧。在《悲剧的诞生》中,他试图通过重释古希腊传统悲剧摧毁苏格拉底以来“使生存显得可以理解”的理性世界观,达到酒神精神的生命狂欢与日神精神梦幻形象的统一。这种冲破单一的理性视角而触及生命存在本身的哲学与一向推崇体验阐发、从天人同理的视角解读存在与生命的道家哲学极具共域性。然而,在《老子》等道家文本的鉴照下,尼采虽感受到虚伪的理性世界背后道的生发流通,却难以对其如实描述、建立妥当的思维径路,因而其酒神精神又在外显表征与进入方式上与先秦道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世界观、生命观大异其趣。     

在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悲剧精神

所谓“悲剧精神”,就是对苦难的抗争与对生命的超越精神。语文教育中的“悲剧精神”是指一切具有进取、豁达、执著、坚韧及抗争的精神。运用有限的语文课堂进行悲剧教学,称之为悲剧美教学。在这个乐感文化充斥的时代,运用语文教育来培养学生的悲剧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如何把握悲剧作品的特点、挖掘悲剧作品的内涵和根据悲剧作品体裁的特点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利用语文教育培养学生悲剧精神的策略。     

张爱玲“苍凉”悲剧思想的生成及对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发展

"苍凉"是张爱玲在其文论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蕴涵了其悲剧审美趣味及审美追求。"苍凉"悲剧思想的生成与她特殊的人生经历、艺术个性、中西文化修养密不可分。"苍凉"悲剧思想既继承了西方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悲剧传统,也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学与传统美学的悲剧思想,是对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开拓发展。     

悲剧精神：从至善追求到本真生命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与尼采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伦理视野来规范悲剧的基本内涵，这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在反对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把悲剧理解为出自生命形而上学的生存游戏。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这种伟大艺术定位为一种审美的摹仿活动，导致了西方悲剧精神的没落。尼采认为，真正的悲剧艺术不是人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审美摹仿活动，而是在生存痛苦的深刻体验中出自生命整体的万物欢唱。     

乱世人生止乎苍凉——张爱玲悲剧生命意识初探

“悲剧生命意识”一直伴随着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始终,深深地渗透在其作品之中。她以第三者的立场,用理智、冷静的态度俯看乱世人生,窥探现代市民群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张爱玲的悲剧生命意识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荒凉。“荒凉”之源与其身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呈现在多种不同的方面。     

善与善的悲剧冲突－－从《天边外》和《边城》看现代悲剧的必然性

《天边外》和《边城》是20世纪初有影响的两部悲剧作品，虽然其文体及文化传统和悲剧处理不同，但主题，结构、悲剧走向和现代悲剧意识却惊人契合。在这两种悲剧，可以看到现代悲剧关注时代，关注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的走向，它不再简单的是善与恶的冲突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的悲剧结合，尤其是善与善力量间必然的较量和冲突，随着生命不确定感的增强，这种现代悲剧的必然性开始以更丰富的文学手段自我表现着。     

寻找灵魂的现代人－陈染小说思想内涵探析

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在“知生知死”的终极意义上，个体有限生存面对无限广袤世界，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形而上的追问，以此确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处世态度，这是陈染在小说领域坚持的一个可贵姿态，亦中西文化的一个敏感的交接点。我们发现，经历了文艺复兴，经历了启蒙运动，科学和理性发达与伸张，进入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并未获得精神的平衡与满足，依然保持着对生命形而上追问的焦灼和对精神家园的瞩望，“生命不堪承受之轻”。陈染以其聪慧和敏感，率先探足在寻找现代人精神家园的道路上，并在这条精神探险的道路上走得心事重重、因厄重重。     

《玉秀》悲剧意蕴的文化学分析

《玉秀》通过原态生活叙事，呈现的是玉秀生存的悲剧命运，而寄寓在感性故事中的精神内涵，则在于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深刻思考。作家站在文化反思的高度，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伦理文化和男权专制的反省、批判，揭示了传统文化对生命存在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及其所制造的生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