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诗画关系

诗与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诗与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画中却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本文认为诗与画的融合从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以诗为画”、“以画为诗”和“诗画一体”三种形态,在内在关系上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哲学艺术精神及文人画是这种同一性的根源。     

论马利坦诗学理论中诗和艺术的关系

诗和艺术是马利坦诗学理论中的两个基本而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传统意义上诗和艺术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代表人类艺术创造 精神活动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两个阶段既密不可分又有所区别，弄清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于准确把握马利坦独特的神学美学理论体系以及揭开艺术创造精神活动的深层奥秘具有重要的作用。     

谈乾嘉之际诗歌的发展——兼述《梧门诗话》

乾嘉之际为清代诗歌发展的转折时期。祖唐祧宋的诗界门户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各行其是的自由诗风日渐形成。诗歌创作的中心由台阁而向下转移 ,打破了绵延清代中前期的诗歌台阁化局面。作为当时重要诗人之一的法式善在其《梧门诗话》中记录了当时诗坛变化的一些迹象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趋势的重要资料     

论唐代音乐与辽代音乐之关系

唐末五代,很多文人士子及乐师、工匠流入契丹国,大辽文化勃然兴起。辽代的宫廷音乐,大部分继承了唐代音乐。辽代音乐的定律、乐器分类法、雅乐名称、燕乐等都承袭唐朝。这种“宗唐”现象不仅是音乐风格问题,而是辽代胡汉文化相争多年之后,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体现。     

试论新时期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中伊贸易关系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前提下，本根据中伊贸易活动情况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新时期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因素，以促进中伊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

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各国的普遍推行，各诸侯国国君通过郡、县地方行政区及乡、亭、里等基层地域组织，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统治网络，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新的官僚制度的建立，便利了国君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选拔与考核权的掌握。中央对地方的视察制度的建立，具有考核地方民政、选拔人才并对施政方针征求意见等作用。与此同时，行县之制在加强中央、各级政权与基层之间的政治联系，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行政管辖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则是封建王朝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表现。国君对立法与司法权的垄断，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户口的登记和赋役的摊派，内史、少府等国家财政机构的创设，标志着新型分立的单一制国家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得到空前加强。发兵用符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及地方军队的调遣权全部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     

价值意识的离合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向

在价值论运行原理的观照下,我们会发现,文学艺术每一次的发展转型,其背后往往都有变化着的价值意识的推动;而每一次文学艺术的蜕变与新的文学艺术现象的出现,也往往是新的价值意识强化其自身存在的结果。纵观文学艺术传统的形成、发展,直至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的扬弃乃至颠覆,这种对应关系无时无处不在。     

《五经正义》诗乐思想管窥

《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扛鼎之作 ,它不仅具有深邃宏博的哲学、史学及政治思想 ,亦且包容有精辟细密的文学见解。其中关于诗本体、情志为一及诗乐关系等问题的论述 ,出入经史 ,证据今古 ,踔厉风发 ,巨细咸蓄 ,对于研究唐代乃至中国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再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两种不同战略构想,其关系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大差别。笔者认为,探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关系的前提是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参照系。如果我们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和讲话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参照系,那过渡时期总路线就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如果我们以七届二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参照系,那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孙科与战时中苏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孙科四次出入苏联，他被蒋介石选作使者乃因他同其父孙中山一样有过俄国情结，他并不赞成苏联的意识形态，但为了中国的抗战大局，他主张把民主国家苏联当成中国的朋友，笔者从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期间的活动，他同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的谈判，为中国抗战争取到3．5亿美元的贷款，或亲自或促成了几个重要条约的签订等方面，分析孙科为维护战时中苏关系而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