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到优时横天际地——王船山"德"论探究

＂德＂字在古代以会意的方式凸显其意义。船山＂德＂之涵义,承接了古代会意字义并实现了价值开新。从天德到人德,船山对＂德＂之起源作了明确说明。教、习、修是达德的三个基本环节,达德与成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达德是成德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成德之后的礼乐验德是船山＂德＂论的一大特色。德乃修身制行之善与表正万物之本,此乃德之价值的两个层面。＂德＂之终极价值指向和谐,德到优时横天际地、左宜右有。     

“和谐”词义考

考证历代文献可知,＂和＂的本义指唱歌时候声音相应,引申为不同事物的协调统一。＂和谐＂首先被使用在音律上,用来指乐器和音律的协调相应,也指自然万物的协调统一。古代对乐理与自然和谐的阐释,被进一步引申,应用到家庭和国家等社会政治领域中,其词性有名词、动词两种：作为名词是指各种事物＂各安其位、不相凌越、各得其理、相互配合、相互回应＂,作为动词是指使家庭、社会、国家和谐。     

从音韵中唱出意蕴

中国古典诗词的音律美并不仅仅表现在低徊往复,一唱三叹的节奏上,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即词语的发音特征与所指形象之间的＂以声象意＂的直观感悟。这种表现方式不仅限于拟声词的使用,即便是一般语言的音律特征也能恰当地折射出对应词语所表征的情境物象和情感意蕴,使诗歌语言出神入化,跌宕起伏。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     

20世纪关于苏轼词的论辩

20世纪关于苏轼词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苏轼词是否协律,其中又涉及到苏轼是不知律还是故意打破音律的束缚,以及“律”究竟指什么;二是何谓“以诗为词”,研究者分别从音律、内容、风格和语言方面解释其内涵,“以诗为词”的意义也是探讨的重点;三是苏轼词的主导风格是什么以及这种风格在词史上的地位与产生的影响;四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是什么。     

唐君毅论船山的心性哲学

唐君毅认为宋明儒的心性论发展到王船山时达到了其内在逻辑的最高点,船山的心性哲学正是在宋明儒重内圣的基础上开出外王之学,心性、天道、治化融为一体,成宋明儒心性哲学的集大成者。简言之,若宋明儒的心性哲学为＂心性—天道＂,则船山的心性哲学为＂心性—天道—治化＂。     

际：王船山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

"际"是王船山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在船山那里,际首先包含了分际、相际与交际三重意蕴.际之三重意蕴与海德格尔对德文词Innigkeit的沉思颇多相通之处.际进一步展开为天人之际.从天人之际这一最源始的经验现象出发,船山哲学系统地探讨了何为天,何为人,何为际.船山的幽明之论、气化说、性命之学,以及船山关于情、诗、语言的思考无不奠基于际之视域.在此意义上,际构成了船山哲学的一以贯之之道.     

立学术之本弘船山精神——《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船山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1987年开辟“王船山研究”专栏以来,本着砥砺学术思想、继承文化传统、弘扬船山精神这一宗旨,吸纳各方英才,在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对船山哲学新的理论命题的清理与发掘、学术史研究的开展与推进、学术视野的开拓与创新等三个方面。     

交响诗《塔索》曲式结构与叙事内容的二元统一

李斯特第二交响诗《塔索》在曲式结构与叙事内容上是二元统一的。曲式结构方面：该作品曲式结构是一个以变奏原则为主、综合奏鸣曲式原则的复合型三部性结构,其中融合了＂变奏曲式原则＂、＂奏鸣曲式原则＂两种曲式结构原则,体现了曲式结构上的二元性。叙事内容方面：主题的变奏布局以及内容安排上贯穿了人们对塔索从＂哀诉＂到＂凯旋＂的发展,展现了作品抒情般叙事性,两大主题＂哀诉＂、＂凯旋＂体现了叙事内容上的二元性。     

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

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挂靠在衡阳师范学院。船山研究以1915年8月《船山学刊》创办为标志。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船山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成为一门学问，也成为湖南的特色研究品牌。2007年，衡阳师范学院船山学研究基地成为湖南省第三批设立的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唱论》“宫调声情说”新探

《唱论》作者燕南芝庵首倡的“宫调声情说”是著名的曲学难题,是研治古代音乐与古代曲学的学者都难以回避的话题。从一定的宫调自身有无声情,《唱论》所言宫调是否就指元曲的宫调,《唱论》对各宫调声情的描述是否合理、准确。宫调的声情与文本的文情是否一定一致等问题入手,得出结论：“宫调声情说”是古代音乐家长期实践的总结,不能够轻易地加以否定,同时也不能把它绝对化,认为毫无问题。就《唱论》而言,“宫调声情说”指词而不指曲,指单曲（词）而不指套数。     

周代诗乐分家之流变

诗在诞生之初,与乐、歌是合一的.西周时,诗、乐、歌仍然是三位一体,但在祭祀活动中,乐歌为主,诗辞为辅.从春秋时起,乐歌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乐歌被天子、诸侯混用,逐渐向声乐、表演的性质转变,最终被新声取代.而诗辞作为乐歌的附属品,在经历了歌诗、赋诗、引诗三种并行不悖的用诗方式之后,便成了专讲义理的工具.自此,诗乐彻底分家.     

王阳明美育思想探微——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在良知学说的基础上,从哲学的层面思考教育问题,通过＂致良知＂的修养功夫和诗教乐教的道德教育,追求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想人格,构建起一套独特的美育思想体系。     

道为乐魂——《老子》音乐美学思想新论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评说《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不能偏离这个核心。《老子》论道,涉及音乐的话虽然只有四旬,却体现了“道”是音乐的灵魂,音乐是“道”的音、声外现的思想。“大音希声”是《老子》音乐审美的至高境界;“音声相和”是《老子》音乐审美的标准;“五音令人耳聋”是《老子》的音乐批判的准则;“乐与饵,过客止”是《老子》的音乐审美追求。这四句话共同体现了“道为乐魂”的音乐美学思想。“道为乐魂”是《老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质。     

“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道教影响下的唐代“桃源诗”

唐朝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在唐代的普及,道教所追求的虚无缥缈的仙境,道教的志慕山林、隐形遁栖,道观的香雾弥漫、仙乐齐鸣,都极大地影响到唐代“桃源诗”的创作。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了唐代“桃源诗”的兴盛,促使桃源的意蕴发生新变,促成了“桃源诗”浪漫洒脱的特质。     

李白《三五七言》诗研究

《三五七言》诗是李白的一首杂言诗,体式风格接近汉魏古乐府,过去一些人把此诗断为隋代诗人郑世翼之作,是因文献传抄过程中带来的作者归属的错误。它是一篇言情之作,主要内容是闺中望远,辞意和体制都脱胎于晋无名氏乐府《休洗红》,音律繁复,情辞哀怨,为乐府精品。由于其内容形式上的开创性,此诗在唐宋元明清引来众多的拟作,在清代还被当成词调对待,视为唐人创制的词之一体,可见其典范性。     

试论江文也钢琴音乐美学风格的转变

江文也(1910—1983)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作曲家之一。通过钢琴作品来透视江文也音乐风格的转变。江文也的音乐风格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前为"西日交流",后为"中西合璧"。后一阶段又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变化,首先是"中西交流",以《北京万华集》等为代表,然后是"中西合璧",以《乡土节令诗》等为代表。最后探讨江文也"中西合璧"钢琴音乐风格的文化成因。     

民间歌曲美学溯源——辨析民歌中的“大音希声”观

道家“大音希声”的美学思想,因其所体现的朴素、自然、清静之道,可谓之民间歌曲“神”之所在,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绕不开的一个美学思想,并贯穿于中国音乐的发展之中,是民间歌曲之筋脉。从“大音希声”出发,剖析民歌中所特有的质朴与审美意蕴。最终论证民歌是“以天合天”,从而契合了“希声”最本质的“大音”。     

从《蜀道难》看郭文景音乐创作的传统文化情结

郭文景音乐创作的独特风格不仅是其个人艺术魅力的体现,也是巴蜀地域文化在他的作品中的再现。他在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巧妙地将现代作曲技法和四川传统音乐相结合,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诠释了深刻的民族情感。在根据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同名诗谱写而成的合唱交响曲《蜀道难》中,郭文景运用中西合璧的创作理念,探索出了一条表现民族文化的新道路。     

由老子的＂音声相和＂谈音乐的和谐之美

老子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反映老子哲学观点的＂音声相和＂理论包含了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音声相和＂强调的是＂音＂和＂声＂的相互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只有不同的音调组合在一起构成相互和谐关系的声音才能形成美妙的音乐.而音乐的起源、音乐艺术、政治功能以及＂和＂的哲学意义都揭示了＂以和为美＂的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