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问题的研究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一直处于5%左右,但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排在世界前列;中国政府在本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基础研究总投入的80%以上.但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单一,投入来源结构不合理,企业和高校投入少.结合对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测算,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其R&D的比例应达到25%以上,应把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纳入国家各项创新评价体系,实行特别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把大学自筹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创新型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建议

在介绍发达国家及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概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提出国家担任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优先保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做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衔接工作等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与我国当前科技投入强度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期,美国、日本、韩国的基础研究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量规模、增长率、强度和份额等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引导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和发展研究型大学、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协同合作等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加强科技投入 统筹基础研究

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从“七五”期间的经验看出,国家对科技的投入与科技创造的经济效益相比较,这笔科技投入是收到了成倍的经济效益的。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上正兴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已使国际间的竞争变成综合国力的竞争和科学技术的竞争。在海湾战争中,可以看到,现代战争也是科技、高科技和基础研究的竞争。要靠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实现我国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宏伟规划才有保障。     

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律研究

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并非越高越好,而是与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才实力密切相关。本文从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才实力3个相关因素出发,选取代表指标构建实力指数。从实力指数角度分析美国、法国、日本3个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变化。基于此,探索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国家发展实力之间的规律关系,为国家合理基础研究强度目标的制定提供借鉴。     

典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及其协调机制研究

 分析了美欧发达国家美、德,亚洲发达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日、韩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同时,从宏观层次和中观层次探讨了各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的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若干结论和启示。     

关于科技投入和基础研究规划问题

大家在座谈中提出很多好的意见,现在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科技投入。大家关心的科技投入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投入,科技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但增加科技投入有赖于经济发展。只有当人们吃饱了饭,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还有剩余的时候,才可能从事文化、科技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现在经济发展了,有可能增加科技投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我国现在按人均收入计算高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很远。我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现在究竟是多少?有不同算法。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现阶段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上仍然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更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总R&D的投入方向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研发经费主要投向试验发展领域,严重阻碍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发展,这与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国情不相匹配,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以及与他国的数据比较,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基础研究投入的溢出效应及度量研究

基础研究不仅是研究开发的基础和源泉,也是整个科技活动及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基础研究投入会产生溢出效应.在对我国基础研究现状、相关文献综述研究及基础研究溢出效应的内涵和其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础研究溢出效应的度量模型.     

高校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的缺陷诊断及优化方略

以发达国家依托大学发展基础研究和进行资源配置的成功经验为镜鉴,着眼于我国高校原创力的增强,对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结构性缺陷进行了诊断,从总量经费的部门配置结构、R&D三类经费分配结构、高校间资源配置结构、经费来源结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略。     

高校基础研究投入的诊断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高校整体科研实力不断提高,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任务,但是基础研究投入问题是制约高校未来承担更多基础研究任务的瓶颈.着重分析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存在的问题:R&D经费来源结构单一、分配结构不合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多样化R&D经费的来源渠道、合理化R&D经费的分配结构、科学化R&D经费的内部配置.     

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及发展情况分析

利用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资料,分别从北京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的份额、10年数据对比、人均经费投入强度、执行部门和产业分布等五个维度,分析了北京地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现状及问题,并针对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偏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持续稳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引导有条件的企业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提升科研院所和高校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的比重、适当加大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与投入渠道多元化研究

随着基础研究对下游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深化,现实应用已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导向;在这一背景下,运用熵测度法,采用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指数,测度分析了基础研究投入渠道的演进过程;研究表明,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还很单一,为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需要实现投入渠道的多元化。     

政府R&D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基于大型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5—2014年大型工业企业与政府投入相关数据,分析政府RD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自身基础研究投入少且占比呈现下降趋势;政府RD投入短期对基础研究投入有替代作用,但长期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短期内产出并不显著,但营业收入增加会显著促进基础研究产出,研发人员投入长期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开展;政府RD投入短期内对基础研究产出没有显著作用,但长期来看是有效的。基于此,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与执行结构的量化分析研究

近年来,我国新发展阶段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本文运用C-D效用函数,从人力成本的角度出发,基于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测算我国2012—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的最优投入规模和最优执行结构。结果显示：投入规模方面,2019、2020两年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最优比分别8.16%和8.15%;与此相比,我国实际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要低2%。在经费执行结构方面,高校执行经费占比较低,低于最优比近10个百分点。最后,本文基于测算结果,围绕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和执行结构以及相关制度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国内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分析及对广东的启示

阐明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必要性。通过对国内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状况的梳理与数据分析,归纳影响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主要原因为经济利益驱动、自身需求、政策激励和社会形象维护等。最后在纵、横向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对广东企业基础研究调查情况深入分析,提出引导、鼓励广东企业重视开展基础研究的几点建议,包括搭建多元化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增设适用企业的基础研究项目、推进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加强企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     

基础研究投入:政策缺陷与认识误区

基于国际比较,本文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经费相对不足、结构有待优化的问题。究其因,现有政策和主观认识或可解释。分析表明,现有政策具有突出实用导向、弱化科学导向,突出研发投入强度、弱化基础研究投入,突出高校成果转化、弱化基础研究要求等缺陷。从认识上看,"基础研究无用论"、基础研究投入"不划算"、基础研究投入不高合理等深层次误区存在已久。建议进一步探讨和统一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合理确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目标、中央财政新增研发经费投入应主要向基础研究倾斜、以及进一步明确高校的研发职能定位。     

政府研发资助和基础研究投入——基于产学研关系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政府研发资助是保障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方式。本文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信号效应和合作效应。研究发现：(1)政府对高等学校、企业的研发资助会降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政府面向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资助对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不显著;(2)与企业的合作紧密度会扰乱高等学校对于政府研发资助的应用决策,对基础研究投入产生负面影响,但会引导科研院所争取更多基础研究的政府研发资助。本文揭示出资助对象选择在政府研发资助效果中的显著作用,并得出需要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优化政府研发资助方式,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