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治学唯"朱"是归,治经以《尚书》为重;本之于《大学》的修养论;博洽群经、网络百氏,为新安学派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后世颇有影响。     

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汪克宽

汪克宽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治学以朱子学为宗,阐明、发展朱子之学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的治学以《春秋》为主,同时重视对”三礼“的研究,著书立说,教授乡里。汪克宽的这些学术活动对新安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影响颇深。     

论新安理学家程洵

新安理学家程洵是朱子赏识的弟子之一。程洵对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朱子对其指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朱子的影响下,程洵成为新安理学大家之一,以至于“凡登程洵之门如出文公之门”。     

略论元代新安理学家胡炳文

新安理学起于南宋,发展于元,盛于明、清。元代是新安理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为新安理学在明、清两代的兴盛作了铺垫。作为承前启后的元代理学家,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便是订正‘异论’,发明朱子之学本旨”,从事此项事业的徽人众多,这当中,朱子乡人胡炳文成就尤为突出。胡炳文是元代新安理学家中较有特色的代表之一,研究他可以让我们对元代理学的发展情况有更深的了解。本文就其治经之目的、治诗思想、对易学的贡献及启蒙教育思想作一初探,不足之处,望学者指正。     

论新安理学家赵■的《春秋》学说

赵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和会朱陆”,而学术研究的重心则在《春秋》的探讨。赵深研《春秋》的原因,一是新安理学重视《春秋》研究传统的影响,二是基于自身对《春秋》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的认识,三是因资中学者黄泽的引导。在对历史上研究《春秋》诸家中肯评判的基础上,赵提出了求索《春秋》“笔削之旨”的根本方法是“属辞比事法”,并指出具体研究途径是先考鲁史之法,再求圣人之法。坚持“三传”并重的原则、据传求经,由考证而索经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研究与著述并举乃是赵《春秋》研究的主要特色     

论新安理学家吴儆的社会政治学说

吴儆是南宋新安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社会政治学说包括“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法久必弊、弊极必革”的变革主张、地方政治中的“三害论”和以吏治为核心的“治民理财”观等内容.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具有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两大鲜明的特点.而这两大特点的形成,与新安学派的学术环境以及吴氏的经历密切相关.     

新安理学与严州理学

地处皖南的新安（徽州）与浙西的严州地域相近、血脉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似,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而新安理学和严州理学作为两个学术思想流派,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共同促进与发展。     

论新安理学家的家学传统

家学传统是在新安理学家中普遍具有的一种学术文化现象,新安理学家的家学传承方式多样;传承内容多为朱子“论定”之经学;其家学传统对新安理学和徽州社会具有一定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其局限性。     

徽商与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从南宋朱熹开创起,至清初戴震创立皖派经学而终结,延续时间长达600多年。在此期间,徽商利用自身的财力优势,出巨资兴修书院,购置书籍,组织新安理学家编纂理学书籍、刊刻书籍,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扬新安理学,并重视对族内子弟的培养,提供学子的衣食之资,对其中读书优异者予以格外奖励,为新安理学培养了很多后起之秀。因此,徽商在其发家致富后对新安理学的鼎力扶持,是其得以长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程朱阙里"与新安理学

二程和朱熹祖籍徽州,"洛闽溯源",和徽州关系密切,新安理学即程朱理学在徽州的突出体现.     

唐宋元历史时期石家庄书院初探

唐宋元历史时期,石家庄书院经历了由初建到蓬勃发展.全国大部分地区书院的发展大多在两宋时期,石家庄书院同期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书院发展态势相比,明显落后.但元代石家庄书院却保持着一种上升趋势,就河北省域而论处于前列.相对于全省书院分布,石家庄书院分布比例相对较高,其书院的历史人文环境和教育教学理念为石家庄教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诗人李远故土考论

关于唐代诗人李远的故乡,从其自称的祖籍地陇西开始,直至以后他人所言的蜀地、夔州、云安,论者或语颇寥寥,或并无实据,并不能让人信服。但李远三首乡愁题材诗《及第后送家兄游蜀》、《长安即事送友人》、《送人入蜀》包含有较多的地理信息,我们可以据此确定其为夔州云安人。     

唐宋进奏院之比较研究

宋代进奏院承唐代而来,与唐代进奏院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二者在职能、隶属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出宋代中央集权加强的趋势,同时也是宋代"积贫积弱"局面出现的原因之一。     

唐裴氏宰相人物考

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载裴氏家族在唐代共有17位宰相,而《裴氏世谱》却记有24住宰相.两书所记差距颇大.本文根据史料逐一考证,认为裴氏家族在唐代共有18位宰相,不是17位,也不是24位.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版本源流考述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从宋时起即有“分人本”和“分类本”两大版本系统流传。安石原本及是选初刻——元符戊寅杨蟠刻本,应该皆是“分人本”。杨刻后“分人本”的流传情况如下：南宋初年抚州重刻本源于杨蟠刻本,今存卷一至九。乾道己丑倪仲傅刻本源于抚州重刻本,今已不存。康熙庚辰,宋荦从徐乾学处借得宋椠残帙八卷,即授门生丘迥“依旧式重梓”,是为丘迥残刻本。黄丕烈认为丘迥残刻本之底本即同抚州重刻本。宋荦后又得一全本,命丘迥补刊十二卷,是为康熙甲申丘迥全刻本。何焯云补刊十二卷之底本为“书迹类明初人”的抄本,此抄本应源于倪仲傅刻本。四库本、《昌平丛书》本、清末石印本、商务印书馆仿古活字本以及20世纪的多种标点本皆源于丘迥全刻本。“分类本”乃后人重新改编杨蟠刻本而成,宋以后未有版刻,今仅存南宋初年刻残帙两部：一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存卷一至五、卷十一至十五,凡十卷;一藏国图,存卷九至十六,凡八卷。静嘉堂藏本与国图藏本为同版,皆有修补痕迹,前者印刷时间略早。国图藏宋刻孤本《丽泽集诗》卷十五亦从是选“分人本”选录38家62首。此外,还有南宋时少章评批本和元仇远《批评唐百家诗选》,版刻情况不明。     

元、明、清习家池考辨

习家池大约于元中前期迁建于阎家冲山谷西端的白马泉源旁的今址,可能因迁建的习家池规模太小,工程质量太差,民族矛盾的影响而失去记载,至明代正德年间始有重修记载,经明代两修、清代三修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其格局、内容等方面和汉宋时的习家池有很大的不同,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从“元四家”绘画作品窥探画家的隐逸思想

从分析元代绘画代表人物"元四家"作品出发,窥探元代画家整体的思想特点。"元四家"在蒙元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和高压统治政策之下,退隐山林,超然物外,潜心书画。从他们作品的取材、题跋和风格等方面看,都普遍反映出一种复杂而无奈的隐逸思想,这种思想也对明清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缘缘堂随笔》中的细腻感伤之美及其背后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文风率真、淳朴、通脱自然,平淡中见深味,疏放中见机灵.作者善于从琐屑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题材,通过细碎的描述表达耐人寻味的哲理和人生意味.他的散文像他的漫画一样充满童真童趣,且对众生饱含怜悯之情.丰子恺散文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这文中暗含的淡淡的哀愁与细腻感伤之美,产生这种意蕴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元代庆元路书院考

元代庆元路是书院教育发达的地区,有书院十二所,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除了慈湖书院以外,庆元路绝大部分书院传授程朱理学,反映了元代理学逐步一统天下的情况。从书院建筑布局和书院管理来看,元代书院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倾向,反映了元朝国家对书院管理和控制的加强。     

唐代福建进士考辨

唐代是福建教育和科举兴起的初期,考中进士者寥寥可数,本文将唐代福建进士及第者逐一考证出来,并纠正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错误。